庄炎林同志比我大13岁，我尊称他“庄老”。他为人随和，一直叫我“老朋友”。这可能是我们认识的时间长一些的缘故。

       上世纪50年代，他担任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时，我在省教育厅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到团省委找学校工作部的陈学辛、陈宁、郑守钧等几位同志。陈学辛是学校工作部部长、庄炎林的第一任夫人。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有时会碰到庄炎林。他长得十分英俊，而且非常热情、随和。他见过一次的人，第二次再见面时，他都会主动跟你招呼、握手。有一年，他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买了一些苏联的糖果带回来，分给团省委机关的同志。刚好我到那里，吃了一颗，还带回一颗。

       “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闽北的邵武县。当时我还在南平市，有一次去邵武办事，便顺便去看他。他还是那样乐呵呵的，泰然自若。他说他天天游泳。有一个早晨，寒风刺骨，他到河边脱掉外衣，搓搓身后便涉水向着河流的最深处走去。这时，一个农民路过，见状便大喊起来：“救人啊！有人跳河了！”结果引来一大堆人，落下一个笑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集美航专申办学院的事，我常到北京跑动。每次去北京，我都抽时间去拜访他。1994年，退休后我曾筹拍一部题为《集美之歌》的电视纪录片。我打电话请他当顾问，他满口答应。过几天，他便给我寄来题词：“集美校友遍四海，创业光辉耀五洲。”以示鼓励。因为种种原因，片子没拍成，但我始终记着庄老的这一份情。

       1996年，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举行百年华诞庆典，我们都应邀参加，在新加坡相约而遇。他的第一任夫人陈学辛已病逝，第二任夫人雷应申来了。她也是一位热心人，性格与庄老很相近。庄老在新加坡生活过，出门时他象个导游。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

       陈共存先生是新加坡国家公园局主席，请我们参观国家公园。公园内外有许多盛开的兰花。庄老说：“在新加坡，兰花叫‘胡姬花’，是国花。”这里还有李光耀夫人最喜欢的一种胡姬花，颜色、造型都非常美，而且还散发出阵阵的清香。庄老还给我讲了许多他父亲与陈嘉庚深交的故事，以及他父子在新加坡的经历。两代侨领，一心爱国。

       改革开放后，集美学村的每次纪念活动，庄老夫妇都会应邀参加。他们每次来集美，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参加集大校董会开会，我都会去拜访他们。他夫人或唐秘书都要庄老和我一起照相留影。一二十年了，每年的岁末年初，庄老都给我寄一本与名片差不多大的袖珍本年历，上有庄老自己写的《新年感言》，还有“世事六然”“人生六是”“修身六炼”“人品六为”“行为六利”“为人六乐”等等，内容丰富，四言、七言，均有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2015年，他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给我打电话，说：“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挂纪念章时问我：‘身体好吗？’我说：‘没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笑了！”他还说：“习近平总书记给你们总会回信，是总会的光荣，也是厦门市的光荣。要很好地宣传、弘扬嘉庚精神，凝聚侨心、侨力，共圆中国梦！”

       庄老是一位老革命。1937年，他才16岁，就参加淞沪抗战上海童子军战士服务团，尔后参加广西抗日学生军。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昆仑关会战，在一次炮战中，一发炮弹就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爆炸，身后的一头水牛被炸得血肉横飞。他说：“我是幸存者！”他的身体是奇迹般地健康，曾被誉为“中华第一老铁人”。

       2019年10月18日，他和杜豫同志来集美校友会馆看我。雷应申同志去世后，是杜豫同志照顾着庄老。她是部队医院一位退休教授，是庄老的保健医生，也是庄老的“外交大使”。我和庄老交流了一些怎样制作美篇的经验后，她便给我介绍庄老的生活和健康的情况，以及庄老的一些想法。她说庄老想为“一带一路”做些高层次的工作，问我能不能帮忙找个协作的单位来共同商量。我马上给集美大学发改处梁振坤处长打电话，请他设法帮他与集美大学合作。11月3日，杜豫同志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了，庄老说一定要请您这位老朋友来吃顿饭。”我约了集美校友总会副会长宋立武先生一起去。因为宋立武的岳父是庄老的好朋友，他们也常有来往。吃饭的时候，庄老谈笑风生，我们都很开心。没想到这次餐聚竟成了永别！呜呼哀哉！

       中新社发布的讣告说，中国侨联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庄炎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27日7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我很纳闷，庄炎林同志是1921年11月出生的，应该是享年99岁才对。若算虚龄，也该是100岁了。寿终正寝，遗爱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