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新冠疫情暴发，湖北告急，武汉告急！疫情是命令十万火急，防控是责任刻不容缓。全国四万多名白衣战士听从号令，舍弃家人，从四面八方星夜驰援，坚毅逆行，会师武汉，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很骄傲，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临危受命 

义无反顾出发

       我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夏洛蒂医学院医学博士，自2012年起，我在柏林待了整整3年，主攻肾内科。按理说这个专业和新冠病毒无明显相关，不应该作为首批出征的重点队员。但是医院在抽调骨干去厦门杏林新冠定点医院和去武汉千里驰援的厦门医疗队的派兵布将中，大家都不约而同第一个想到了我，连我同属中山医院胸外科的丈夫主动打电话要求替换都没成功。因为医院领导说我虽然不是呼吸科和重症科的专业，但我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和学习能力，在临时突发的局面和相对陌生的领域，能表现出很好的应急能力和把控力，所以选择了我。

       2月8日上午，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则“‘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王炸来了，中国必胜”的消息。我当时认为，我能去武汉，这是身为医者的使命，也是我的骄傲。当天晚上10点，我就接到了次日出征武汉的急电。一切来得这么突然，但又在意料之中。

       2月9日一早，我到办公室把我保管的科室内的所有钥匙都交到科室，还把手上一些没有完成的大小事情都托付给了其他医生。过去我出差或是休假从来没有这样啰嗦，但这次我真的不知道我去武汉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事，哪怕是牺牲，我也可以从容以对，不用停下脚步了。

       在机场，我给父母发了一个微信，告知要去武汉，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但我担心父母阻止我出征，所以上了飞机才发出去“放心”两个字。

抵达武汉 

投入抗疫一线

       下午3点，飞机到达武汉天河机场，机场内除了厦门医疗队的成员，仅有的几个机场工作人员都是穿着防护服，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这时我才意识到，武汉真的是疫区。好像被新冠按下了暂停键，以往城市的沸腾和喧嚣都消失了。

       到了武汉，我才了解到原来我们援鄂医疗队厦门二队是一支“杂牌军”，分别来自11家不同的医院，其中有综合性三甲医院、专科医院、民营医院的医务人员。2月10日上午8点，我第一次乘坐“班车”实际是辆公交车去医院。路上，我得知自己被“临危授命”担任整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9重症病区开展工作的病区主任。当时武汉医务人员有3000多人感染，“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两天前去世。我感觉这担子很重，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作为白衣战士，治病救人，护佑生命就是职责所在，就是使命和担当。我坚信“乌云不可遮月，疫情不可挡春”，哪怕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这一场狙击战，也是要和新冠病毒拼到底。

       当天晚上，50名重症病人和危急病人要从原来同济医院交到厦门医疗二队手上，需要我立即排班，确定第一批进病区的医务人员。如何排，几个人进？谁进？几小时一班？在和领队反复研究后，我快速地进行人员摸底，从素质、职称、资历、新老、能力等方面进行搭配，选出首批16名超“豪华”阵容的骨干团队，马上进行紧急的强化培训后即刻进入病区。2月10日晚8点，我带领第一批人员到病区门口，先换上同济医院的工作服，穿在最里层，然后按照墙上的流程一步一步地穿防护服，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穿，比较慢，等全部穿完，大约花了1个半小时。穿完我不放心，逐个从上检查到下，确信安全之后，再逐个在防护服的前后都写上单位和名字。大家可能在电视上有看到我在给队员们写名字的那张照片，其实我记得写名字时我是在哭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实在控制不住，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病区里面是什么情形，我把我的队员就这样送进去，真的非常担心，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但别无选择。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记得有一句话很流行，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这次在武汉抗疫期间，我是真的有体会了。

       2月11日凌晨1点半，我下楼去院区门口接第二班的医护人员进舱，同时接第一班的医护出舱，出舱也非常严格，要经过四个缓冲间一层一层地脱防护用品，一共要洗18次手。

       作为医疗队的病区行政主任，我到武汉就进入光谷病区，当时的感控主任和护理领队还未抵达。前两天连续48小时通宵奋战，按照指挥部会议上领队提出的思路来管理医疗、护理和人员进舱的排班。为此，我必须保持清晰的思路，准确的判断，尽快熟悉同济医院工作系统、流程、设备配备，比如检验条件、感控管理、防护服配备等各种细节，最重要的是必须得到第一手资料。

       由于提前准备，一切进展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正当我以为可以去安排下一个阶段工作的时候，意外出现了。2月11日凌晨3点，一个护士在病房里呕吐，冲到缓冲间扯下口罩，把自己暴露在病毒感染的环境中，马上紧急处理后，被送去隔离14天。这才刚开始战斗，残酷的战斗就让我们自动减员。我的心情很不好受，但容不得多想，接下来除了查找分析原因以外，我还要马上排出第三班、第四班、第五班等由一个个招之来、来之战，不畏生死，前赴后继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攻坚堡垒，与病毒展开正面狙击。我“宣布”防护服一定要我审核合格过了，我才会写上医院和名字，才会让大家进舱。我想尽自己所能，成为一道隔绝病毒的屏障，让队友们安全地、无后顾之忧地进舱与病毒搏杀。整整两个通宵，48小时，在与疫情赛跑，与死神赛跑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咬牙坚持着。因为我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要解决，有许多生命要及时抢救，我必须保持必胜的信心和饱满的战斗力，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过了最紧张的两天，我心中有了些把握。经厦门二队每晚8点雷打不动的战时指挥部会议上讨论，决定为了保存体力，给大家充分休息的时间，第三天就缩减医生的数量为每班3人，并实行各专业搭配，其中包括呼吸专业、重症专业，再搭配其他专业，每班6小时，二线医师负责制。同时分配了诊疗组，每组医师管6张床，实行一对一的精细化管理模式。由于援鄂厦门二队是“杂牌军”的特点，大家都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医生，这容易出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走各的流程，各用各的治疗方式，战斗伊始也存在混乱局面。这时，我根据国家发布的新冠诊治方案，结合同济医院的特点和流程，制定了我们病区自己的患者管理诊疗方案，简单说就是一个新病人进来做哪些检查，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药物，什么时候复查等，都达成诊疗共识，整个病区统一执行。这样一来，救治水平迅速提升了。

共同协作  

取得战“疫”成果

       这次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很多患者都合并有其他基础病，给救治带来难度。为了降低死亡率，提高治愈率，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每天都举办疑难病例讨论会，全国17家医院同台竞技，在场的讨论专家都是全国知名的教授、权威。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厦门队不能比别人差，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也是给全队成员的要求。2月16日，我代表病区第一个站在疑难病例讲台前，汇报了我们病区的第一例疑难病例的整个救治过程，没想到这个病例引发了在场专家的热烈讨论，后来我带领医疗团队坚持做幻灯片汇报，共计发言交流11次，名列17支国家医疗队之首。许多大医院的专家学者对厦门医疗二队疑难病例的处理刮目相看，连同济大学的陈孝平院士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都予以高度赞誉，把厦门二队所接管的E3-9病区作为样板病区向外推广。

       除了全院疑难病例讨论，我还每天查房，在指挥部会议上把危重、困难的患者找出来，让诊疗组提出讨论，分析，让大家在治疗上落实领队的治疗思路。我们病区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把氯喹、羟氯喹、肠外营养支持等新的治疗模式运用到治疗流程中，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上呼吸机是新冠危重症患者常用的治疗手段，但是我们厦门二队从来没用过，硬是在上呼吸机之前就把那些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2月18日，两个重症病人率先治愈出院，当时连整个光谷院区都还没制定出新冠病人出院的流程。同济医院的院领导至今还记得我在厦门援鄂医疗二队办公室墙上挂的那块小白板，上面是我用水笔画的一个表格，时间从周一到周日，项目写着拟出院谁、拟查核酸谁、拟去方舱谁、拟CT谁等项目，下面是各诊疗组往上面填写的数据。这种网格化管理让病区所有医护人员一目了然，心中有数。在52天里，厦门二队共累计救治患者142人，治愈出院患者128人，取得了治愈率名列17支国家医疗队之首的优异成绩。

       医生是守护生命的。留学报国的梦想和医疗一线的工作让我推崇倾其一生打磨一件精品的态度，注重细节的工匠精神，把重品质、重品牌当成了人生习惯。在这次抗疫战场上，我更明白，我不仅仅是医生，我更是战士，为了挽回更多的生命，我从细节入手，以高标准，严要求，以精益求精的救死扶伤精神，打造了厦门医疗队医者仁心、倾尽全力救治病人的良好形象，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因表现突出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如今，我已经随医疗队凯旋回到厦门，回到我既定的工作岗位。但在武汉一线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难忘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更加坚定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求自己一定要坚持、进取、努力、永不放弃！对于荣誉，我很感谢领队对我的充分信任，很感谢队员对我的全力支持。我不希望国家和人民再遭受磨难，但我坚信一旦党和国家需要，我将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