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公司不断扩大，企业连年大获其利。1926年，陈嘉庚决定抓住这大好时机，除发展集美、厦大两校外，还要进行其它文化事业建设，其中包括在厦门、福州、上海创建图书馆。陈敬贤当时在日本，他也有一宏大的计划。他因身染数疾，特地到日本学习调和法。这调和法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修身养性之术。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陈敬贤看到光对学生进行智育不够，还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德育，在当时是一大难题，许多教育家都束手无策。陈敬贤认为人之无德，在于纵欲。人如能“节欲”，便可具德。于是，他每月花4000元，求师，研练，想以调和法为手段，以“节欲”为突破口，探索出一套对学生进行德育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他的计划得到陈嘉庚的赞同。

       陈敬贤在日本闭门静养，潜心研究，探索德育的新途径。钱，每月从银行支取。一切都很正常。但到阳历年底，却发生了一件他始料不到的事。这事使他大为伤心。造成这伤心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哥陈嘉庚。

       12月23日，陈敬贤收到陈嘉庚通过一家公司转来的电报。电文很简单，云：“电知敬贤回梓，并告月费勿过1000元。”过两天，又来一电，云：“本年无利，兄甚苦。弟月费4000难堪，按1000足或归。”

       三日二电，催逼何急！陈敬贤心中激起千丈波澜。他感到委屈，感到为兄的太绝情，因而寝食难安。连着给陈嘉庚写了两封长信，尽诉胸中的不平。他文辞清丽达雅，辩才滔滔；既有君子气度，又有贤人的尊严。信写得至情至理，无懈可击。

       二十几天后，陈嘉庚又来一电。电文是：“前电系一时错误，甚愧。谨取消谢过。勿滞，是惑。”陈嘉庚性情耿直。以为兄之尊向为弟认错，实为难得。

       陈嘉庚和陈敬贤之间这场龃龉，实是一场君子之争。陈敬贤之所以心理失衡，除了远在日本，闭门静养，生意场的风波不太了解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月费4000，并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教育。而且这早已列入计划，陈嘉庚同意了的。现在突然三日二电，令其减削。箭已射出，何能收回？另外，陈敬贤觉得兄弟间什么事都可商量，有什么话写信来，何苦用电报，又是通过外人，把兄弟间的事公诸于众，使他有失颜面。

       陈敬贤是有道理的，对事情的处理也很有分寸。他是君子。

       陈嘉庚自己承认，此事是他一时错误造成的。然而，财大如陈嘉庚，量大如陈嘉庚，何以为区区数千元与自己的亲兄弟多话呢？他难道没有自己的苦衷？

       这年的上半年，陈嘉庚还雄心勃勃。但到下半年，公司月月亏损。到年终一结账，亏了五十几万，加上厦、集两校开支百万，陈嘉庚捉襟见肘，只好大规模地减削开支，连他自己提出的厦门、福建、上海三处图书馆都砍了。陈嘉庚一向克己奉公。这“己”首先是他自己，同时也包括他的兄弟妻妾儿女。陈敬贤是他亲兄弟自然在受“克”之列。

       三日二电，可见陈嘉庚当时事之烦、心之急。不用书信而用明电，虽然不妥，但也可见兄弟之亲——熟人无礼！

       陈嘉庚更不失为堂堂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