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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实: 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 而牺牲的日本学者

发布时间:2020/07/08作者:赵京华来源:选载自《开放时代》杂志点击量:1108鹭风报1469期04版 人物

       尾崎秀实(1901-1944)是中日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等。1944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

       从某种意义上讲,尾崎秀实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实际上在日本,此前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尾崎秀实著作集》全五卷的出版,曾带动起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的产生。然而,随着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结束,那个曾经活跃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中国观察家尾崎秀实,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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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

       在殖民地台湾、大学时代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尾崎秀实,自1928年到上海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来,与叶沉、陶晶孙、夏衍、鲁迅、王学文等深有交情,此后一生更以观察和论述中国为志业。

       尾崎秀实革命传奇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与中国息息相关。他出生不久便随出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父亲来到台湾,且一直生活到十九岁。在此,中华传统文化及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对其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他对中国浓厚的亲近感。

       1919年回到日本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期间,他通过吉野作造门下的“新人会”和大森义太郎主持的布哈林《唯物史观》研究会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著述,同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试图在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中发现其世界史的意义。

       尾崎秀实与大陆中国发生直接的关系,是毕业后入《朝日新闻》社而于1928年底被派驻上海以后。1928年,中国的大革命已然退潮,但上海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之波涛汹涌还残留着大革命的余韵,这使得尾崎秀实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在此,他不仅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更深深投入到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和“左联”成立的过程中。

       除此之外,这期间影响尾崎秀实一生命运的重大事项还有两件,一是通过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佐尔格结识;另一个是透过上海左翼文化人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如王学文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2年初,尾崎秀实回到日本而开始了其众人瞩目的中国评论活动。期间,于1938年至1940年曾出任近卫文磨内阁的“嘱托”(中国问题智囊),并参与政府外围组织昭和研究会等。直到1941年被捕,他共出版《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折期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现代支那论》(1939)《支那社会经济论》(1940)等六部著作。

       在1943年6月向法庭提出的第一份《上申书》中,尾崎秀实回顾了他在上海的经历:

       实际上,我是积极踊跃地奔赴派遣地上海的……特别是1925年以后的大革命时代,那一个个事件都曾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而从左翼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中国问题,这样的方法完全征服了我。对我而言毋宁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引领我去关心中国问题,而是相反,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深化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和理解。

       另外,与我在上海的体验相关联,后来形成我的思想立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这使我对民族解放乃至一般的民族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第二是从各种角度现实地观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使我相信这才是中国乃至世界被压迫者的最大公敌。


20世纪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

        可以说,尾崎秀实是在20世纪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而早年积极奔赴大革命后的中国所获得的实际体验铸就了他特有的“左翼的立场”——从实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在对社会革命的密切关联下思考中国“民族运动”的走向,从而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未能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不足。

       在上海,他曾亲临“一·二八”抗战现场,目睹国民义勇军的青年男女被日军枪杀或逃出虎口的场面,深切感受到中国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力量的强大存在。而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底赴香港、上海等考察战况后,他曾对友人松本慎一吼道:“太悲惨了,中国人啊。难道日本就没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吗?”这些生动细节亦反映了尾崎秀实真诚同情中国的立场。

       一个观察家或评论者,必定要对客观对象获得整体综合的把握,并以独自的逻辑理路深入其内里,从而发现别人难以观察到的问题面向,这样才能达到卓越。从“国际关系”的视野出发观察中国,这一特征在尾崎秀实那里比较清楚明显。问题在于“民族运动”,尾崎秀实有时也称其为“民族问题”或“民族抗争”等。就是说,把“民族运动”的动向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主要途径,对民族解放意识的重视乃是其中国论述更为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对此,以往的日本研究者并没有形成统一见解。

       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整体历史观之,民族解放运动乃是更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进程的一环。尾崎秀实并非单纯看到了中国人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运动”表面上的波涛汹涌,更意识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革命”总进程。因此,用“关注社会革命”来概括其中国论述的整体特征,或者更能说明问题。

       尾崎秀实自大学时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来,就形成以政治革命观察世界的方法论。从社会革命视野的形成,到对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持续关注,再到战争格局下亚洲社会主义理念的构筑,使他从思想和信仰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中国的评论活动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期间,这正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全民族抵抗运动上升的阶段,他对“民族运动”的关注总是与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连接在一起的。也由此,他得以超越“国家”的局限,在剧烈变动的20世纪上半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解。

       这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革命”,其根本的政治内涵就是人的全面解放,所谓社会运动也便是解放运动。十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当初预测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发生,共产国际开始在亚洲和中东推进民族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由于帝国主义在世界落后地区的殖民扩张愈演愈烈,“社会革命”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越来越凸现出来。因此,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而形成了民族解放运动暂时盖过“社会革命”的趋势。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正是从社会政治革命逐渐倾斜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两者之间既有区别更有内在的关联。有时是社会革命包含着民族解放的内容,有时则民族解放成为主要目标,这主要取决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程度。因此,要认识1930年代的中国,就需要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进入而聚焦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形态。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个“社会革命”的大视野。


“社会革命”的大视野

       与此相关联,尾崎秀实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从世界革命理念延伸而来的有关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检查官就其提倡“东亚新秩序社会”之意图的审讯时,他清晰阐述了作为过渡形态的亚洲社会主义构想: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935年前后,他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即将来临,日本一旦陷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最终有爆发社会革命的极大可能性”。

       从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角度考虑,这个审讯记录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上述亚洲社会主义圈的构想,初步形成于1935年。这意味着在他的评论活动走向成熟之前,就已经在思想理念上有了此一构想,它必然影响到其中国论述的内涵。

       其二,是中国的民族战争与社会革命所给予他的启示。在这段文字最后尾崎秀实特别说明:“而在此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过程中拥有重要意义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社会,我从当初就坚信不疑地认为,以支那事变为契机将彻底得以实现。而其时与苏联合作并得到其援助,通过我十余年来与佐尔格的谍报活动,已和共产国际乃至苏维埃联邦的重要部门有了密切的联系,因而将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与支那的合作我也有充分的自信”。

       也就是说,这个亚洲社会主义蓝图正因为有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观察才得以产生,其实现也因中国的抗日实践才成为可能,两者互为表里地构成了尾崎秀实中国论的基础。

       从以往只是关注统治阶层的动向,到把视角集中到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普通民众身上,尾崎秀实在这一方法论转换的过程中,逐渐把握到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根本在于社会解放的道理。

       这给他1938年以前的评论活动带来了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在观察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包括民族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同时,持续地密切关注共产党的动向。另一个是在关注人民大众民族解放欲望持续高涨的过程中,通过内部与外部种种复杂因素的分析,尾崎秀实逐渐形成了在帝国主义日本威逼下中国必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

       1936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尾崎秀实以《张学良政变的意义》为题,迅速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对事件未来走向的准确判断。这篇以“张学良部下发动的西安政变正仿佛一个晴天霹雳”开篇的文章,劈头就给出了对事件的基本认识:此事件绝非不发达国家中国的突发事件,而是其内部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尾崎秀实是一位生于大时代,体验到大历史的人物。20世纪不仅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过渡的一个大时代,其革命和战争的大历史作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传承依然暗自左右着今天的我们。

       因此,理解20世纪中国,也必将有益于把握未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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