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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港的旗帜曾宪梓

发布时间:2021/07/23作者:毕亚军来源:《华商周刊》点击量:713鹭风报1522期05版 人物

       相比白手开创商业奇迹,启蒙中国品牌发展而言,曾宪梓更为人所知、更令人敬仰的,是他对国家至死不渝的赤诚和贡献。

       在国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评选出的100名“改革先锋”中,香港地区一共有两人入选,一位是霍英东,另一位就是曾宪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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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抚育我成长”

       即便到80岁高龄时,谈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还会潸然泪下。

       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的曾宪梓,是被苦水泡大的。他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有难关,自己过”的生活。

       幸运的是,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

       但念完小学,母亲就实在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翻地种田。

       几年的小学生活,给曾宪梓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让人民站起来。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级的大楼。

       “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


活得有骨气

       1961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报效国家时,人生轨迹却被改变:去泰国多年的哥哥,因与叔父就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要他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不走。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出来多么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要先拿到香港地区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在香港地区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白住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做保姆。

       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以自己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争。

       解决完争财产的问题,国内形势已然发生巨变。想要回国的曾宪梓获悉,暂时回不去了。他只能往返于中国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并将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帮其经营生产领带的小厂。

       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曾宪梓夫妇每天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地帮助哥嫂干活儿,却依然被嫂嫂驱逐。曾宪梓和妻子一夜没睡,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努力,这么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

       被赶走后,曾宪梓不得不卖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


艰苦创业

       1968年春节前,一心想要回国的曾宪梓回到香港地区。

       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跟随到了香港地区。

       走投无路之际,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靠着这笔钱,春节还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居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为“金狮领带”的小作坊。

       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开工时,手中只有6000港元的窘迫。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费50元,一个月就1500元,也就4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马不停蹄,曾宪梓每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别无选择,他只能拼了。

       “推销的时候,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五打就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地区每个角落。为了打开销路,马路边的地摊小贩,他都一个一个地求,大大方方地请他们吃饭,托他们帮忙代销。

       而另一边,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轮到他买菜,还要更节省:“只买8角钱的,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

       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业的曾宪梓,积累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业经验。“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资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广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了。

       在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地区主流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

       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金狮”的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

       首先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香港地区赌风盛行,不少朋友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曾宪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际,机会和灵感居然一起来了。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地区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旅行中,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来”。

       再过几个月,香港地区主流市场的门,也被他打开了。

       这也是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尤其自豪的一段经历:“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该请对方销售自己的领带了,但曾宪梓不急。“交上朋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不急的另一边,曾宪梓几乎每天都在等待对方的一句话。“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曾宪梓说。

       再之后,金利来,渐渐火起来。


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从跑街串巷开始,曾宪梓心里就住进了一个梦:一定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而且是不输给洋人的大牌。

       中国乒乓球队开始风靡世界,曾宪梓于是独家赞助了中国乒乓球队香港表演赛的电视转播,并且打出了一句很快响遍神州,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迹的著名广告语:“金利来,男人的世界”。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电视转播节目中大做广告;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也被金利来承包……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提出一个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找人来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百货公司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不出人力,还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这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专柜模式。

       至20世纪80年代初,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85年,曾宪梓开始到内地投资开厂,创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上市。


回馈桑梓

       曾宪梓说,被党的政策改变命运的他离开内地时,就曾回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1978年,可以回内地了。曾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兑现他在东山中学、港英桥头的誓言。

       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慷慨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以及崭新的教学楼,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

       一笔一笔在当时堪称巨资的捐款被他送到家乡,送到整个内地。再之后,是事业发展越大,捐赠金额越大。

       1992年,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终断。”

       “去了香港几十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我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我的终生理想就是要报效祖国。”

       直到2019年9月20日去世前,曾宪梓都还在给内地捐款。

       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等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赤诚奉献。

       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宪梓不再是企业家,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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