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平成”之后，“令和”成为日本第248个年号。日本政府宣布，该年号将于5月1日新天皇即位时更换。　

    日本首相安倍强调说，“令和”出自日本古典诗歌《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意思是秩序与和谐，并强调它不是来自中国汉语典籍。而此前，日本247个年号，均引自中国文献。 

    安倍为什么特意强调不是出自汉语典籍呢？ 这背后其实有尴尬，也有中日语言文化交流与博弈。

两重尴尬

    安倍的表达有两重尴尬——

    一是两个汉字直接来自汉语不说，它们独立表达的意义，亦完全袭自汉语，根本不是自《万叶集》始。 

    所谓“令月”，最早出自《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所谓“和”，《广雅》：“和，谐也。”俗常义则是和谐、平和、中和、和平。北京奥运开幕式，一个大大的“和”字。日本所谓“大和”民族，亦取义“和平”。

    显然，两字义项，根本未出汉语典籍基本语境下的词义。

    二是两字共出的语境，亦袭自汉语典籍。《万叶集》云“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东汉张衡《归田赋》则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没错，就是发明地动仪那位张衡。《万叶集》汉化版始自唐代中日交通密集之后，日本师法东土，故而诗句袭从，明摆着前后关系。 

    除了凸显本国传统文化之外，我想，应该有安倍想代表日本争夺汉字文化圈、东方文化甚至整个亚洲影响力的用意。他想渲染出日本文化的独立性，背后体现了一种语言牢笼意识。

    日本人接受汉字，大致在古汉语楷书确立之后，已近东汉末。而规模化普及，则在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日本推古朝。当时，日本正式从邻国唐帝国、朝鲜半岛接受儒教、佛教、道教等文化、宗教。其中各种文化的核心媒介就是汉字。这一影响已长达1300年之久。汉字渗透了日本的语言、文化以及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日本近代以前的历代天皇诏书，大都用汉字书写。当然发音不同于汉音。即便“二战”宣布投降的裕仁天皇，最后诏谕，亦是如此。 

    鸦片战争甚至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多师承中国，东向思维甚重。不过，遭遇欧美早期殖民凌辱后，它开始全面学习所谓西方，脱亚入欧。甲午战争，战胜满清海军，东海几无中土舢板，日本士气大振；10年后，中国东北，日俄战争，沙俄一败涂地，日本人信心爆棚了。因为，10年之内，它打败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大陆国家。 

    从此日本对大陆不屑。它还不断挖掘过去几百年尤其是隋唐、元帝国两段历史，书写当年如何打败侵略者的荣耀。在日本人眼里，满清、近代中国已不是正宗的儒家文明，甚至已经无法为“东亚”“东方”代言。后来的“大东亚”概念，它便以自身为中心，构建国际政治体系。

废止汉字与保留汉字

    打败满清与沙俄后，日本已很难自视为亚洲国家了。它对汉字的态度，亦趋于微妙。明治天皇时期，有过一轮密集争论，就是是否要废止汉字。“废止派”起初占据上风，他们的理由是汉字识读、书写太难，空耗民众心力。不过，当年日本工业化剧烈，社会伦理、道德风俗、环保压力甚重，日本不断反思全盘西化之弊端。“延续派”认为，与汉字相关的东方文化尤其儒家文明有补救西方文明之功用，且掌握汉字的多为贵族、上层社会，于是更得当局认同。 

    事实上，即使想强制废止，也不可能。汉字在日普及1000多年，已完全适应日本语言表达，且有诸多复杂的创新，完全转向假名体系，不止带来混乱，表达是否真正有效、经济、合适，当年尚无清晰认知。还有一层，汉字不仅丰富了日语，更是丰富了日本的文化与精神世界。废止汉字无异于阉割自身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这种牢笼之感，眼前也是如此。想想看，若真要展示日本彻底的文化独立性，索性连年号也不用汉字得了嘛。这里面，有日本这个国家对于中国大陆文化一种复杂的心理在。汉字虽然全球认知较难，属于比较难学的文字体系，但它却是儒家文明、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若中断汉字使用，日本固然能彰显独立的日文符号，但无疑会弱化它与大陆文明之间的关联，从此少去诸多吸引海外关注的媒介。 

    读日本学者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虽然更像是一本突破大陆“超稳定结构”的书，但最后部分给日本的建议里，明显希望它重回亚洲。考虑到中美博弈，处于夹缝中的它，确实有动力强化它的亚洲尤其是“东亚”与“东方”的属性。此刻的“令和”有日本重塑国家形象的怀柔心理。

    需要坦陈一点，在西方意识形态左右、操纵下，很多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一度以日本、印度为中心。乔布斯从没来过中国，但早年游历印度与日本多多，且受它们影响较深，他心中的“东方”就主要是这两个国家。 

    过去多年，我们不断嘲讽韩国老是争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地标甚至节日等，将它包装成自己的原创。其实日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这里面，既有它们的文化忧郁，也有我们自身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漠视。

    说回日本新年号，一方面我们是可以为汉字的影响力自豪，但另一方面，恐怕无法完全压制安倍与日本的一份独立性。

    日文是用了很多汉字，但绝非毫无创新。日本人不仅丰富了汉字的使用与汉语词汇表达，还一度先于中国大陆落实汉字简化运动。其中，许多字我们还采用了他们的方式。 “中国”的“国”，就参考了日本对汉字的简化。

    1981年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的《常用汉字表》，列有1945个汉字。加上人名地名等，超过2000个。若想看更多细节，可以参考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笹原宏之的《日本的汉字》一书。

    更大的创新，在于词汇层面。这一层面，日语对于汉语的改造，简直可以称为一场革命。如果没有日本人对于汉语词汇的创新，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甚至革命进程都可能会受到偌大影响。 

    因为，截至目前，我们日常表达里的许多词汇，都来自日本对于汉语词汇的重构。高名凯等人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里面列有大量来自日语的外来词。随手举一些，就能让人吃惊。诸如： 

    “社会、证券、参观、商业、选举、政府、绝对、生产、欲望、野心、要领、用法、领土、理事、伦理、流露、伦理学、列强、立宪、螺旋、留学生、劳动、流行、利益、浪漫、留学、民权、民法、美学、被告、没收、保释、场合、法庭、舞台、干部、本地、分析、物理、化学、抽象、统计、团体、数学、地位、心理、进化……”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表达几乎无法脱离的词汇。在日本文化语言学里，它们都被称为“和制汉词”。我们通常说的来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大都是这种范畴。

语言交织现象

    《汉语外来词词典》里，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最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罕见的语言交织现象？这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若审视上述词汇的搭配，就会发现，它们大都诞生在清末民初。

    诞生在明治时期，一点也不偶然。因为，那是日本疯狂的全盘西化年代。它狂热地吸收着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你能看到上面许多政治、政经、制度文明、技术文明的痕迹。

    为什么用汉字去转译西方的词汇？除了日语入不敷出，应该跟日本1000年来引用汉字的符号化有关。就是说，在日语里，汉字虽然也有意义，尤其还残留着许多象形特征，但对日语来说，它仍还是异质的符号，如此，它比日语符号更有利于作为表音的部分组合起来，编译西方文明信息。 

    为什么中国人会吸收如此之多？我们自身为什么没有创造出来？ 

    这既与文明的演进程度以及接受、学习有关，也跟汉语的文白语言的博弈有关。

    清末民初，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满清帝国意识到自身落后，开始强化学习西方。而日本演进更快，并且对海外做了大量译介，它便成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中国近现代诸多名人都受过日本的教育。周氏兄弟很典型。你去翻周作人的文章，会发现他对上述外来词的吸收就非常明显。

    另外，清末民初，中国书面语经历了一场白话文革命。这个过程里，诸多新词与社会现实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重构效应。由于日本许多方面演进更快，它对西方文明的转译与编码，以及它对古汉语的重构——当然有汉字的包容性与生命力在——便成了近现代中国人接受的最大来源。是啊，大多数中国都没见过海外文明制度，自然与人文科学种种也还在发轫期，怎么可能先于社会现实造出词汇来。

    这是语言学领域壮观的一幕，也是文化碰撞的奇妙一幕。它生成的结果，对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无法估量的。这里面，有复杂的文化心理。 

    我们当然可以自豪地说，这体现了汉字文化圈的偌大影响力，日本深受中国汉字的影响。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现代汉语词汇的层面，有日本的创新。

    这就是汉字文化圈的耗散结构。若没有它，现代汉语的演进可能会迟缓很多。当然，这个无法真正去切割分析。毕竟，没有中国汉字，日本的语言也不会有今日的创新。日语文字被视为全球最多样、复杂的文字体系，融合了许多民族的符号，竟然还能和谐表达，算是一个奇迹了。

    其实还有更深一层，就是审美意识的层面。它涉及到两个国家文化深处的交织了，尤其是文字、词汇世界里的审美意识。

    20多年前，中国有过一轮“文化语言学“的热潮，也曾掀起偌大的争论，许多人参与其中。当时，批判的一方大多否认“文化语言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不但一种语言内部存在碰撞，外部的碰撞之间更是如此。中日语言文字的世界，就是一块宝藏。(节选自《夸克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