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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梆 伦敦的异乡人

发布时间:2022/09/23作者:杨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点击量:19232鹭风报1580期06版 人物


       12年前, 王梆漂泊在伦敦,身兼“穷人”“移民工”和“外来女”三重身份:表面上是某中文杂志的特约记者,游走于巴宝莉新装发布会、泰特美术馆或英国国家芭蕾舞团之间,实际上是住在贫民区,是摄政王大街古董表店专拉中国游客的售卖翻译,是大雪天上门服务的瑜伽老师。

       在不同阶层之间换脸求生,塑造了王梆这12年里最关心的问题: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物质生活的贫瘠很快过去,王梆延展了提问:人如何有尊严地变老?远离故土的飘零感没有因为过起英式生活而消失。为了对抗“空心”的焦虑感,她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30英里的圆,耕作土地、拜访乡里、参与社团,如蜗牛般一点点丈量“附近”的全貌。

       尊严与在地造乡都被王梆记录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该书于2022年春出版后备受好评,截至9月已加印4次。她以“英国观察”为切入点,记录了贫穷与制度、乡村与城市、脱欧与留欧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贫穷的质感》出版三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了王梆的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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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锈

       检查结果显示,王梆的免疫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治疗效果颇佳,但她比过往更容易感到疲惫,比如每日的跑步里程从10公里变成5公里;比如曾经热爱的挖土——在一块如篮球场大小的廉租自耕地上播种、收获——被迫搁置。

       最早出现的病征是皮疹,王梆去年秋天休息了三个月。“我怀疑是因为没有运动,所以身体才变得糟糕。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每天都做一件事,你就会有一个时间表,就像练琴一样。但如果你停下来,你身体就会各种生锈,变成被废弃的机器。”王梆说。

       她解释,自己加入民间互助组织,是因为必须找个地方做点事,发挥自己的能力。“你不能把我放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的环境中,那我就成了废铁,所有的心气和能力都会被磨掉。”

       如果不离开故土,王梆的人生或许会生锈。正是从幼年开始,父母就把“顺从”像衣服一样缝在女儿身上。王梆所做的,就是脱掉“顺从”,穿上更适合自己的衣服。尽管这是自我解放的积极行为,但仍然会让人感到痛苦。

       14岁时,王梆离家出走,偷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和母亲的几件漂亮衣裳。她幻想自己是孤儿,坐大船南下广州,在街上晃荡数日,藏在女厕所过夜。

       记忆里也留下了母亲的质问:“为什么?我们哪一点亏待你了?你竟要离家出走?走时还偷了我的衣服?”

      “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父权和厌女的环境中,一个极度家长式的家庭。父母对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服从,如果你违反了父母的规划,就被认为是无药可救、冥顽不化。我成为今天的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把原来那套体系抛在后面。”王梆说。


漂泊

       2010年,王梆前往伦敦,加入她的制片人的工作室。是年,她36岁,在“三十而立”的围剿中反复闪躲。“想到回国可能又要面对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面对的一些问题,于是便起了留在英国的念头。”

       去伦敦前,她做过记者,也是自由撰稿人、编剧和纪录片导演。她出版过小说集和随笔集,也得过一些奖。她居住在广州自购的一间小公寓里,有许多喜爱文化艺术的朋友。可在伦敦待半年后,她拿着仅有的一千欧元——一个德国电影节给予导演的放映酬劳,开始寻找住所。

       王梆与制片人产生巨大分歧。浸淫在独立电影中的青春期塑造了她的原则:导演必须直面与商业世界的冲突,忠于自己的叙事。

       与制片人分道扬镳后,王梆在好心朋友的沙发上睡了几宿,开始想要租房。她当时所能负担的,仅有伦敦贫民区里一个如厕所那样狭小的单间,每周房租近一百英镑。睡觉时双腿无法伸直,闭上眼睛,脑中就跳出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描述的那张“要抱着膝盖”才能“把自己安置进去”的矿工的单人床。

       她吃3.25英镑一大袋,每袋能下20碗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在慈善店淘3.29英镑的裙子和4.99英镑的外套;去艺术工作室的开放日享用免费的甜点酒水。

       她仍以写作为主业——即使稿费与伦敦的物价相比显得微薄且寒酸,有时也接些听起来不太靠谱的活儿填牙缝: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名称,为第四频道的纪录片翻译日常对话,或是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王梆确实有瑜伽教师资格证书。

       “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呢?”这是个老问题。时不时会有人对王梆说,在广州,她不至于如此窘迫。只是,倘若如此,她就要向自己怀疑的一切低头。王梆说,“既然我和爹妈说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我当时想这条路能有多难?”

       她并非身无所长。尽管挣钱很费力,但王梆能挣到钱。她是一个专栏作者,还兼职做小工:一对一的瑜伽课每小时能赚15英镑,一对一的推拿一次能赚40到45镑。


异乡

       关于贫穷的细节,王梆能说的还有很多。在书籍中,她准确地记录了商品折后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借用王小波的话就是:“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

       “无非就是物质上苦一点,但内心很饱满。”王梆说。

       只需要5英镑,一碗唐人街牛肉面的价格,她就能在国王学院侧门的一个小酒吧听独白剧,在拉法加广场不远处的一个环形广场观赏莎士比亚的悲剧。刀光火影,水磨功夫,连盔甲据说都是按都铎王朝的织物法,一针一线穿起来的。她曾钻入一块黑布中,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找到一个洞眼,从洞眼探出脑袋看《麦克白》,双眼被舞台烟幕喷得血红。

       在伦敦,36岁的王梆常被称为“Young lady”。她结识了几位伦敦女友,都是大龄未婚女青年,每个人自有困扰,但都与婚嫁无关。

       远离大家族,身处一个对女性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王梆是自由的,如同一颗灵活的种子,慢慢地游走于英国,被宽容滋养着,生根发芽。

       在旧时的故土,王梆的母亲亦是厌女与父权文化的受害者。1980年代初返城运动前夕,母亲用蓝粗布给自己缝了一条裙子,坐在家门口对着晒谷场练吉他,被父亲斥责抢风头、搞修正主义。离婚时,父亲在一周内找到了年龄相仿的再婚对象,40岁出头的母亲净身出户,因已育两孩,相亲经历大多是六旬老人找贴身护工。

       与许多母女关系一样,母亲的经历与选择烙印在王梆身上,并最终以反叛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为女性,我很自豪;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管它什么风向;年龄、体形和外貌,以至婚姻,通通不是检验一个女人幸福的标尺,思想才是。”

       异乡将“自由”从书中的词语变成了具体的氛围,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与当下生活重合起来,脑海中的意识不断被唤醒。“真正的身份认同,就像是空气一样,你每天都能呼吸到。”王梆说。

       她探访了妇女研究机构,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像钩织花布那样遍布并连接社区的妇女组织。每个月,大家坐在一起或讨论或投决公共议题,然后联谊:这个月分享自制蛋糕,选出社区蛋糕女王,下个月展示彼此的手工布偶,选出社区布偶女王。

       王梆也目睹了资本主义的残酷:英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跌至2007年的水平。不仅如此,一股卷土重来的右翼风暴席卷全球,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理想世界的期待被过往的阴暗与诡异再次覆盖。特朗普鼓吹的保守主义复兴特权阶级价值观;弗吉尼亚州的极右组织重举纳粹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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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2015年,杰里米·科尔宾高票当选工党党魁,成为当时保守党右翼政府的一股强大阻力。科尔宾主张增加富人税,减少军费开支,支持移民,支持更多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保守党越将他们视如寇仇,我就越想看他们手中的法器。”好奇心使然,王梆像所有向往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左派一样,决定加入工党。面对结构性的不公与不平,她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还当选了自己所在选区的BAME工党发言人。

       从历史来看,政治行为会分裂人群,鲜少真正地促进团结。对王梆来说,她希望人们能够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在真实的日常中,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常常被具体的生活遮蔽、甚至消解。新书出版后,王梆最常被问到的是:你在英国有没有被歧视?

       “我没有被人面对面地歧视过,但英国社会中的结构性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脱欧过程中对移民的仇恨和歧视,但这不是显性的,是非常隐蔽的敌意。虽然我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因为我的肤色、长相就把我赶出去的人,但遭遇网络暴力是常有的事,人们进入虚拟社会后,就立刻变成了键盘党,口诛笔伐,无所顾忌。在集会、游行中,也能经常看到赤裸裸的歧视,歧视变成政治口号,一些极右主义者会与移民产生肢体冲突。”

       离开工党后,王梆花了近两年时间走访民间社团、撰写《英国民间观察》。对于民间社团,她并不陌生,早在2014年初到2015年初,她就是“老年英国”的义工,每周定期上门看望孤寡老人;2018到2021年,她是食物银行的义工,为有需要的人士发配救济食品;俄乌冲突爆发后,她加入了当地的难民救助机构……参与社区活动为王梆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机:结交了不少朋友,不再因为外来者的身份而备感孤独。她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具体生活能够创造人与人的连接,能够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在伦敦,王梆因一次线上诗歌朗读论坛与一位英国诗人相爱。两人结婚后,一起搬去了英国乡村居住。尽管她融入了丈夫的英国家庭,但仍随时会被焦虑与孤独侵袭,“我的焦虑是一种异乡人的焦虑,是海德格尔笔下那种‘无乡’的焦虑。”王梆说。

       民间社团就像微创手术,在巨大的混沌和黑暗里,年复一年,缓慢而和平地,修复着一小块乾坤。参与者通过细小而具体的行动,团结在一起,获得一种全新的社会认同。王梆在书中总结。对王梆来说,加入工党的经历和民间社团的经历,就是陌生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汇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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