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风报 国内统一刊号 CN-35(Q)第0003号
发布时间:2021-03-26作者:刘立琨 刘璐明来源:新华社、中国新闻网、钱江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点击量:7941鹭风报1505期07版 专题
3月19日,鹏飞导演、贾樟柯监制的中日合拍电影《又见奈良》上映。片中,年近八旬的中国老人陈慧明孤身赴日本奈良,寻找失联的日本遗孤养女陈丽华。影片聚焦日本战争遗孤群体,感人至深,引发了各方关注。
其实此前,关于日本遗孤的作品早已有过许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小说讲述了日本孤女竹内多鹤与张俭一家中国人共同生活几十年的温情故事,面世后一度再版,同名电视剧也于2009年播出,收获了极佳的口碑。
文学、影视作品呈现出的画面可以温暖细腻,但背后隐藏的历史却是沉重的。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多年,但伤痛并不会因此消失。
电影《又见奈良》剧照,陈惠明(右)在遗孤二代小泽(左)和日本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开启寻人之旅
被抛弃的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组织“开拓团”对中国东北发动经济侵略。
为欺骗日本各地农民响应移民号召,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发动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攻势。在日本军国主义制作的海报、杂志、明信片中,先行的日本移民似乎在中国东北过上了富足、幸福的新生活。这些虚假画面对于当时贫困交加的日本农民来说颇具诱惑。
据统计,当时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总数约27万人。他们大部分是普通民众,带着一家老小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背井离乡,前往异国扎根、生儿育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拓团”的幻想泡沫破灭了。
由于战事趋紧,“开拓团”中的青壮男性不断被抽调参军。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眼见败局已定,选择隐瞒消息秘密撤退,将“开拓团”仅剩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抛弃在战争前线。
为了回到故乡,战后,遍布在我国东北各个角落的日本移民纷纷长途跋涉,向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火车站或者沿海地带聚集。一些人在逃亡途中选择了自杀,剩下的则成了在华遗孤。
“敌人的孩子”
据《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统计,被遗留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民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总人数在四千人以上,其中九成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他们在异乡被抛弃,成为了“敌人的孩子”。
在那个硝烟方散的年代,许多遗孤有着相似的经历。据遗孤徐士兰回忆,自己童年时,曾被小朋友指着喊“小日本鬼子”,胳膊上还有着和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疫苗“栽花”图案……
面对这些被抛弃的日本孩子,许多中国家庭伸出了援手。有人看孩子可怜,便希望救一命;有人因为不忍抛弃已被辗转好几户的日本遗孤,便决心收养。不少人还将遗孤视同己出,甚至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也要供养子女读书。
“那时候,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却把好吃的、好穿的都给了我,让我一点都不比别人家孩子过得差。”遗孤池田澄江说。
“在并不宽裕的生活条件下,中国的养父母把日本遗孤们抚养成人,又在他们可以帮助家庭的时候,毅然支持他们找寻自己的家,中国的养父母们真的非常伟大!”遗孤后代小野隆辅说。
遗孤们回国前有一条必要手续,就是要让养父母签字。“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位养父母没签字,他们虽然不舍得,但还是鼓励遗孤们回到日本。”哈尔滨日本遗孤养父母协会会长胡晓慧说,自2000年以后,回日本的遗孤已经越来越少,“该走的基本都走了。”而据中国养父母记忆馆网最新统计数据,截止到2021年3月,目前还健在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仅剩9人。
祖国的“异乡人”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积极帮助遗孤们寻找血亲、重回日本。在中国度过了几十年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遗孤陆续返回日本。
但在日本,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难以融入社会。许多人回国时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不仅很难学会日语,也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他们也缺少关怀。
对待遗孤,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套用了“生活保护制度”。该政策原本是针对生活穷困的日本国民而采取的一种类似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放到归国的日本遗孤身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和歧视倾向。
例如,接受“生活保护制度”的人员在出国时将受到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归国遗孤探望中国亲人的权利。此外,在经济生活方面,该制度对接受者的存款限额、汇款转账金额和手续等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规定。
1994年,张静枝71岁的奶奶带着她的中国丈夫和一家老小,正式回到日本定居,此时距离她22岁乘轮船离开故土,已经过去49年。
到日本的时候,张静枝10岁,带着懵懂和好奇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壤。一家人被政府安排到免费的日语课堂学习日语和礼仪。但读小学后,一股巨大的陌生感向她袭来,“整个学校,只有我跟妹妹两个外国人。日语不好,老师也不会汉语。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熊猫一样,每节下课,窗外都有很多日本人围观。”
在敏感的叛逆期,张静枝改了日文名,在街上很少跟父母说汉语,像很多遗孤后代一样,不让父母参加自己的家长会,“因为一说话就是外国调,那时候就会觉得在朋友面前很丢人。”但张静枝也是幸运的,后来结识了一些比较通情达理的日本朋友,不再那么敏感,渐渐正视并认同自己的身份,在高中时改回了中文名。
但其他遗孤的后代,大多没有那么幸运。据张静枝所知,很多人遭到了校园霸凌,他们很难真正融入日本的学生圈子,“甚至有人因此辍学了。”
石金楷为了做一份《日本遗孤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和朋友们采访了约160名日本遗孤,他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二生活状况都比较艰难。据厚生省2009年的调查数据,还在工作的归国者只有4.5%,而2004年的调查数据为13.9%。
没能回到日本的,总是盼望回国,而已回日本的,却又常常思念中国的好。他们吃不惯日本菜,喜欢吃饺子、酸菜;看不惯日本电视,喜欢听京剧、二人转,甚至看抗日神剧;中日两国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相遇,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给中国队加油,数着中国拿了多少金牌……
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回到祖国后,却也像个异乡人。
面对惰政和歧视,一批归国遗孤为自身的权益进行了抗争。经过长达6年多的诉讼,日本政府终于针对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制定了新的援助方案,并于2008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
“‘我是谁’这个问题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日本战争遗孤来说,这却是人生中最大的问题。”宫崎庆文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他们也将继续为此抗争和奋斗。
日本遗孤宫崎庆文在“遗孤照片墙”上找到了自己幼时的照片
民间交流桥梁
2019年,导演鹏飞注意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去奈良待了8个月,寻找那些回到日本的遗孤们。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去遗孤刘明财家里时,他们翻山越岭,穿过一片树林,才到达刘所在的村庄。在刘明财家门口,鹏飞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奶奶,我从北京过来看您啦!”
老人一听北京来的人,瞬间泪流满面,赶紧跑出来拽着鹏飞的衣服,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奥多桑,奥多桑(孩子他爸),‘中央’的人过来看我们了,还想着我们呢。”在刘明财的家里,他们依然用着从中国带过去的“大锅”来接收电视信号。
因为养父母之恩,许多归国遗孤们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并在归国后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
对于日本遗孤中岛幼八而言,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
他一岁时跟随父母加入“日本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日本投降后,生母无力抚养,托挑担小贩把中岛幼八送给中国人。养父母对他照顾备至,13岁时养母请裁缝给他缝制的外套,他至今还留着。
回到日本后,中岛幼八在1966年进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总部事务局,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全面投身于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民间运动。之后也一直从事翻译工作,为两国的交流服务。2015年,他用日中两国语言写下自传《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有些日本遗孤还将这份感情传承了下来,为中日友好搭建了民间桥梁。
2020年国内疫情暴发后不久,淮南籍日本华侨杨海樱为音乐小视频《为武汉 加加油》作词,并积极为中国抗疫捐资。她的奶奶家村郁子就是一名日本遗孤,在中国期间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帮助,回到日本后也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奶奶就一直在安徽从事日语教学、两国友好(交流)的工作。这么多年来,也帮很多的战争遗孤找到了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杨海樱说,奶奶曾告诉她,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对她的恩情。
1956年日本遗孤中岛幼八(右一)和养母孙振琴(左一)一家
和平的使者
在中国生活的几十年经历,给日本遗孤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让他们痛恨战争,积极为和平奔走。
2015年,由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创作和表演的大型演出“中国归国者战后七十周年纪念公演会”在日本埼玉县上演,讲述了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亲身经历;
2016年,以日本战争遗孤问题为主题的民间论坛在东京举行,众多遗孤以及关注该问题的日本民间人士呼吁牢记中国人民之恩,守护和平、反对战争;
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日本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遗孤代表团在哈尔滨进行了“感恩”公演,还原了当年中国养父母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抚养长大的情景,表达感恩之心……
“我们要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维护和促进中日友好。”宫崎庆文表示,这是报答中国养父母最好的方式,同时也是命运和时代赋予日本战争遗孤的责任和使命。
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改写了无数日本平民的人生。这是两败俱伤,没有人幸免于难。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仍要以史为鉴。
愿故事从此是故事,愿历史不再重演。
2016年10月2日,以日本战争遗孤问题为主题的民间论坛在东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