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中国人，正在目睹和经历疫情的逐步失控。

       4月底，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32岁的硅油生产厂技术员周顺宝在抖音和朋友圈各发了一段话：“疫情之下的印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恐慌与混乱，国家既没有崩溃，人民也没有慌张。留守的国人们都非常自律自爱。”

       他还配上了背景音乐，《谁在意我流下的泪》。

       他试图用这段话安抚亲朋，但即便是身处偏远的工业区，他依然能感受到疫情的严重程度。这些天来，只要风从市区方向吹来，焚尸的气味就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天空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灰黑色絮状物跟着落在工厂的地上。

       周顺宝睡不着，不得不借助印度当地镇静安神的药物来辅助入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印度的病毒突变体已经带来了全球的健康威胁，它比原始病毒更容易传播，有可能可以逃避疫苗的保护。不过，世卫组织仍承认疫苗的有效性。

       就在5月11日这一天，印度一间ICU的供氧量突降，造成11人死亡，5人状况危急；富士康的印度工厂出现大规模感染，该工厂负责加工的手机已经减产超过50%；而在古吉拉特邦，民众在自己身上涂满牛粪，以预防新冠病毒。

       在印度的中国人和周顺宝一样，正在目睹和经历疫情的逐步失控。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女孩见到过哭声震天的火葬场，重症患者需要的注射药物先被炒到3000多元一针，随后马上变得有价无市，而制氧机则每倒一手，都能炒出新价格。

由中国运往印度的制氧机

归不了的国

       焦虑每时每刻都存在，其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回国时间遥遥无期。

       2021年2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布公告，对在印中国人归国的健康码要求做出规定：未感染的申请者需要提供双阴证明；有感染史的申请者则要提供肺部CT或X光结果的诊断证明、两次核酸检测阴性，隔离14天以及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和IgM抗体检测复查结果。

       住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周慧从4月就开始多方打听，由于没有直达航班，只能选择中转航线，有德国、尼泊尔和阿曼三条线路。她选择了最近的尼泊尔，很快订好了机票。

       临近出发时，她突然收到了使馆工作人员的通知，叫她不要走了。

       “是不发绿码了吗？”周慧问。“可能是。”对方回答。周慧还是做了核酸检测，提交了健康码申请。转天，结果下来，红码。 

        4月23日晚，之前一直与其联系的使馆工作人员给她发来一条信息：“我发烧了。先休息。有急事可以打昵称上的电话。”根据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如未获得无驻始发国使领馆审发的绿码，一律无法经尼泊尔中转回国。一周后，往德国与阿曼中转回国的绿码停发。

       回家的路，只剩包机撤侨这一条。

       工程师张浩清身在距离德里44公里的古尔冈，在过去的大半个月里，他周围没有任何人拿到过绿码。他曾赶往附近的医院做了肺部X光片和核酸检测——他的签证过期了，医院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他，他不得不伪造了一张，才得以检测。但这些结果也没能换到绿码和归国的机票，“在家隔离好，防护好，等待后续通知，”这是他和同事们得到的唯一回复。

感  染

       林兰住在德里。印度第二轮疫情暴发以前，她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健身房、餐厅、电影院和商场都开着。聊到疫情，印度同事态度平和，“没关系，得了就得了，躺个两三天就好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兰也放松下来，今年2月，她还去西海岸的果阿邦玩了一个月。直到四月，宵禁和封锁政策突然公布，她才意识到不对劲。德里一夕之间变得冷清，街道上行人稀少。

       没过几天，她和男友开始发烧、咳嗽。两人没去公立医院，而是去一家私立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双双感染。

       林兰没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里感染——根据BBC报道，在4月中旬，当德里每天进行近10万次测试时，记录的每日病例数约为16000例。

       确诊后的生活变得单调。林兰大部分时间和男朋友居家隔离，随着病情发展，她开始觉得有些呼吸困难，每天除了吃药就是躺着休息。幸运的是大多数生活服务都没有停滞，他们还能在网上点到外卖，不至于断水断粮。

       林兰属于轻症患者，接受治疗两周后病情就大幅好转，只是药物有些副作用，“前一阵子特别低落，感觉人生没有意义，整个世界都瘫痪了。最近两天又变得特别亢奋。”

       但林兰的幸运无法复制。旅居在拉贾斯坦邦的申妮说，她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印度朋友，花了近3万卢比才进了医院，但也只换得一张地铺——转为重症，进入ICU之后，他也不幸去世。在古尔冈，张浩清的一位台湾同事在某一天突然开始呕吐，“老板起初说扛一扛，扛一扛就过去了”，但这位年近50岁的同事被送去医院，两日之后就去世了。

       后来，张浩清的另5位台湾同事离开印度时，将逝者的骨灰带了回去。

       如果需要入院治疗，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位在新德里感染新冠的中国人曾高烧39摄氏度，他致电医院，但对方表示，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无论你现在是有钱还是没有钱，都进不去医院。建议我不要进去，医院情况非常糟糕，连主要的救治大夫都被感染了。”

       医院之外，药物和器材也被炒出高价。

       张浩清透露，一台淘宝上只要1000元出头的制氧机，在市场上被炒到七八千元。申妮则说，她从印度房东那里分两批，买到5台制氧机，第一次的原价是人民币1250元，房东要价是2300元；而第二次，600元的制氧机成了3000多元。

       拿到制氧机的申妮不断收到周围人的求助信息。他们算好时间，每个人几乎都只能借一天，等血氧指数升回来了，就要马上把机器归还。申妮用酒精和热水给机器消毒，再借给下一个人。

       周慧曾是记者，目前在印度做自由撰稿人。据她观察，印度每个地区针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与蔓延态势都各不相同，总体来看，印度北部，尤其德里与孟买这两大城市与恒河流域疫情较为严峻，而她所在的南部则较为缓和。

       在医疗体系方面，周慧所在的金奈市在此次疫情暴发期间并没有发生像德里与孟买一样挤兑甚至崩溃的现象。

       她表示，印度医疗在分级分科上做得比较好，例如存在专门的扫描检测机构与医学生物检测机构，这样一来，患者无需前往综合医院进行新冠症状的排查检验。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与泰米尔纳德邦在医疗条件上较北方行政区更好。

       周慧透露，在金奈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中的无症状与轻症患者，在专门机构检测后会进行居家隔离，或在政府统一安排的建筑中隔离。

病毒围城

       无论是在中部的德里和古尔冈，还是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为周围的当地人而感到忧虑。不少当地人只戴着围巾和面巾，就算有口罩，也总是拉到鼻子下面，等警察来了，才会暂时掩盖口鼻。

       张浩清觉得奇怪，“病毒是从鼻孔里面吸进去的，”他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向当地人解释，希望对方能用口罩遮住口鼻，但对方不理解，也不接受。

       由于湿热的气候与卫生条件，印度历来屡遭包括霍乱、登革热在内的疫病洗礼。

        “他们戴口罩，不是因为害怕病毒，而是因为害怕罚款，所以警察来了就戴上，警察走了就摘掉，”申妮说。她的司机和厨师都是穆斯林，因为总理莫迪信仰印度教，因而总对官方消息抱有强烈的警惕。

       印度教徒也并没有更相信科学。和当地人打交道久了，申妮逐渐明白，对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和自己不一样。去年第一波疫情期间，一位和申妮关系不错的本地朋友当着她的面，打开了一瓶从恒河装来，放置了一年多的河水，倒一点在手上，当着她的面，以一种很虔诚的态度喝下去。

       “这不干净吧，这是野外的生水，又放了很久，”申妮问。但对方回答，“恒河水就是干净的，这是我们课本里讲过的，恒河水可以净化脏东西。”

       申妮说，当地人的常识里总掺杂着宗教观念，他们往往能为矛盾之处找到自圆其说的方法。

       关于印度疫情，有个说法是，“全世界都在担心印度，印度人民在担心自己家的保姆明天还能不能来”。

       周慧提到，她了解到的几个印度家庭，都是因为佣人传播导致感染。“又可气又可恨，但你又觉得无可奈何。”她认为，中印两国在社会文化与个体行为逻辑上差异巨大，很难真正相互理解，也不需要站在自我角度去鄙视和贬低对方。

       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自保的唯一途径就是“自闭”。工厂停工，张浩清就尽可能地减少外出，甚至觉得室外的空气和人一样可疑，连洗过的衣服都不会挂到室外晾晒——不过30摄氏度的热风吹进屋里，晒衫也不是大问题。他偶尔下楼买菜，就戴上一次性手套、两层口罩和护目镜，看到卖菜的商贩把口罩拉到下巴上，他就心里一紧，回去要把蔬菜多冲洗几遍。

       在张浩清所在的工厂，最近又有数名华人感染病毒。

       工厂的管理者谨慎地躲过了第一波疫情。从去年以来，工厂在确认员工都是阴性之后就开始封闭管理，在工厂里吃住，远离住宅区。但自2020年底印度的疫情有所缓解后，老板为了节省成本而解除了封锁，员工们有时会逛街、外出吃饭，本地工人也会回家吃住。不过两三个月，有工人咳嗽、发烧，陆续有人确诊新冠。

       “印度员工的工资不高，一个月只有相当于1000多人民币，他们害怕感染之后不能上班，没有钱赚，有时还会瞒报，”张浩清说，后来，工厂明确提出可以请病假、不扣工资，但为时已晚，老板不得不宣布在目前的原料做完之后暂时停产。

       如今，为了争取回国，周顺宝、张浩清和段成钢一百多名同胞加入了一个微信群，联名给中国驻印大使写信，申请包机撤侨，目前联名人数已经将近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