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一位名叫王昭君的湖北姑娘远赴大漠，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承载着两个民族和平的重任。逝水移川，千百年后另一名湖北姑娘亦因气度与贡献，被著名作家丁玲喻为美国的“昭君”。

       她的名字叫聂华苓，一位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在她家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等，以及全世界1400多名的诗人与作家，都曾在那里餐宴饮酒、肆意畅谈文学。其中甚至出了两位文学诺奖得主：一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一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国家战乱、颠沛流离、永远的乡愁。

       现年95岁的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循着这条“树根”，让我们来见识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抗战时期的聂华苓（后中）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中国作家莫言

异乡人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原本是要上任当县长的，没想到赴任途中，武昌起义成功，他只好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聂洸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在桂系担任要职，一度遭国民党追捕。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只是当时兵荒马乱，谁分得出桂系嫡系？红军长征经过时，直接把聂洸当作蒋家的人给办了。聂家就此散了。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13岁以前，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那时，她和弟弟为了吃上一根雪糕，需要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拿着木棒打得中国的人力车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饶；日本兵在日本人开的妓院里高声歌唱，其间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

       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中日战争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

       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在聂华苓的自传小说《三辈子》里，她这样描写母亲：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外头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我母亲说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走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岸上已经相当远了，就哭啊哭啊哭啊，我母亲站在那里也哭。

      母亲的气度与倔强，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彼时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要跟狗抢食物。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聂华苓甚至一度染上疟疾。

       只是，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

       聂华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动中：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增加了爱国的砝码：“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结婚了。她以为找到了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甚至以“远思”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讽刺性文章《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局势也好，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王家的大家族，需要媳妇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而婚姻之外，内战爆发，幼年失怙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拖着母亲与弟妹，一家人到了台湾。“流浪”变成了“流亡”。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1979年，萧乾（左一）是第一位被邀请到爱荷华的中国作家

台湾文学的火种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风和日暖，而是一片肃杀之气。到了台湾后，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出身大户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栏主编。

       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政治色彩非常浓厚，不仅写作者被监视，文字也要被审查。而且，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都可以写出配合“反共”的文学作品。但聂华苓不一样，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争，终致家庭离散，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

       为了避开政治，她将自己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版，打造成纯文学天地。这简直就像是浑浊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

      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可以说，19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都归功于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性。她们二人在威权时代开风气之先，提倡纯文学创作，为整个中国的文学做出了贡献。

       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她的《失去金铃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及徐钟珮的《余音》，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同时，《自由中国》在雷震的带领下，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

       可惜，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岛。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被诬陷“知匪不报”，以“煽动叛乱罪”坐牢十年。

       随后《自由中国》被封，聂华苓身为编辑虽躲过牢狱之灾，却被孤立，终日受到监视。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自由中国》和前辈们蒙难；弟弟汉仲在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母亲过世；婚姻和经济陷入死局。

       聂华苓的第二个落脚处就此断裂。直到聂华苓38岁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

右一林海音，中间聂华苓，左一琦君

聂华苓和安格尔

国际写作计划

       安格尔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有华苓，看她就够了。”

       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他们婚后在爱荷华筑起爱巢，一起划船、烤肉、谈文学，与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此时，聂华苓学会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她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却非常的片面：“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过往的痛苦与恩怨，终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随之涌上心头的，是她那份岁月沉淀后的气度与侠义。

       彼时，安格尔聘请她到他的“写作工作坊”教中文。有一天，他们在河上泛舟，聂华苓突发奇想，建议安格尔将“写作工坊”改成“国际写作计划”（简称IWP）。

       安格尔听了，忍不住大叫“疯狂的主意”，要是改成国际写作，每个作家光是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啊！

       然而聂华苓却锲而不舍，他们先是得到爱荷华大学的赞同，接着到处写信，拜访，从私人到大企业，终于募得300万美元的基金。

       接下来几十年，我们看到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爱荷华相遇了。

       “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透过演讲、讨论、旅行等方式，让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得到冲击和对流。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带着狭窄的视野，但通过交流，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人，回国后他们的世界观都拓展了。

       他们以文会友，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芥蒂。譬如，以色列作家和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到四个月离别时，却在机场抱头痛哭；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产生了爱恋；第一次出国门的中国作家丁玲握着美国诗人桑塔格的手。

       丁玲回国后在《访美散记》中写下：她看到的美国，与过去听到的“帝国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美国有超级市场，有分期付款的购房方式，“做的是今天的工作，花的是明天的钱，还的是昨天的债”，汽车多到停车难和修车烦，等等。

       5年后，丁玲过世了，她写下的这些，20年后在中国通通实现了。而她所见识的一切，都是聂华苓为她提早打开了看世界的窗。

       1976年，聂华苓和安格尔被世界上300多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82年，两人一同在大西洋城获颁“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身为中国人，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彼时，中国作家想出国，都会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自己每年都捐款。

       几十年来，“写作计划”共邀请了世界各地作家1400多位，而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100多位。很少有人像聂华苓这样，文友遍及两岸三地，能拥有这么多知名作家的友谊。  

       在国际写作交流上，聂华苓不遗余力；在个人作品上，除了翻译作品，她坚持用母语——中文创作。《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三辈子》等等，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归心灵故乡的途径。

       这位湖北的“昭君”，为华文文坛以及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歌苓就是受益于“国际写作计划”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