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泪水中告别印尼

       我出生于1933年12月，今年已经87岁了。1951年11月，18岁的我告别父母亲人，告别南化学校的师长们，从印尼万隆，经由雅加达、广州等地辗转到厦门，我们是印尼首批回中国的学子。当时印尼政府逼着我们承诺：此去中国，就意味着放弃印尼国籍，再也不回印尼。

       父亲是反对我回国的，他说是因为家里的纺织厂需要我接管，但我知道，父亲是舍不得我啊。父亲从万隆送我到椰城雅加达，一路送一路哭。一直到上了船，我还看到父亲在岸上抹着眼泪。自此一别，我再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弟妹自小离别再见时已颇为生分。回首往事，我也舍不得亲人，但年少的我，激情燃烧，如果回到过去再做一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只身回国，这与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系。

曾是印尼华校的风云人物

       在印尼万隆南化学校读书时，我们接受热爱中国的教育，唱着爱国歌曲。在中国的纪念“五四运动”、庆祝建国等活动，我们在印尼也同期举行。在内心深处，我们是向往着回到中国的。

       因此，南化学校在当时被看成是“共产党的学校”，印尼当地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经常到学校骚扰，我们组织起来保卫学校。有的老师被迫害，我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监，机关枪就架在旁边，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是强行闯进去的。没有老师上课了，我们自发维持学校秩序，还给低年级学生代课。

       那时候印尼的局势比较复杂，我们支持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宣传“我们是中国人，不入印尼籍”，这些是为当时印尼政府所反对的，而且还要与国民党的势力做斗争。我表现突出，算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吧，学校特地组织人力暗中保护我。我还参加了南化歌咏团，在万隆小有名气。

在厦门双十中学学习及工作

       1952年3月，我插班进了厦门双十中学。由于文化基础较差，我得加倍努力读书，才能赶上去。当年暑假在夏令营时我就加入了青年团，不久被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时被评为“三好生”。

　　1954年，台湾国民党飞机经常骚扰轰炸厦门，厦门所有的高考生都到漳州一中进行高考。那天上午考语文，我正聚精会神答卷，突然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就在我坐位的前面，我赶紧站起来报告给另一位监考老师，他劝我把倒地的监考老师扶到医务室，他说考场上不能没有监考老师。可是医务室在哪儿呢，我是第一次到漳州一中啊……等我赶回考场，满头大汗，时间也耽误了不少，试题来不及做完，尤其是作文没写。高考发榜时，我果然落榜了。

　　高考落榜，也意味着孤身一人在厦的我，无处可去。好心的李永裕校长鼓励我留在双十中学抓青年团工作，担任团委会书记。因此，从1954年9月起，我就成为了双十中学的老师。那时，由于形势需要，我们组织纠察队，夜间站岗巡逻；敌机空袭时，组织师生疏散进入防空壕；在夏季，组织参加抗洪救灾，抢收夏粮。1956年，组织青年突击队，参加修建鹰厦铁路青年段等。当时，学校缺政治教师，我受命兼上政治课，还当过班主任。我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得到市有关部门的好评。1956年暑假，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秋，双十中学改为公办，校舍紧缺，基建资金不足。李永裕校长、陈实总务主任知道父亲曾从印尼汇了1万元人民币给我，存在银行作为生活费用，就动员我捐款。我起初心里很矛盾，担心生活无着落，最后被说动了，将这1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双十中学。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我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赴北京参观全国教育展览会。

父亲再次动员我回印尼

       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我。1959年厦门市委、市政府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在政教系哲学专业，属调干带薪学习。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我担任校团委统战干事，负责归侨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每逢寒暑假联合北京数所高校侨务工作者，共同举办侨生联欢活动，深受侨生的欢迎。

       1961年国庆，父亲参加万隆华侨回国观礼团，我正在北京读书。陈毅接见华侨回国观礼团，我也沾了光，那时候我那个激动呀。父亲回印尼，我送到广州，一路上父亲一直在动员我回印尼，接班管理纺织厂。我当然是不为所动。

       说到印尼亲人，我的弟弟妹妹1960年回到集美侨校读书，上山下乡时还去了永定、长龙。1970年，他们要去香港定居，动员我一起去，我仍旧选择留下来。

在厦门二中总结出英语与足球“两个特色”

       196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回厦门，安排在厦门二中任教，先后担任团委书记、教研组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

       文革期间，我被戴了5顶帽子：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的间谍、漏划的走资派和假党员（有人污蔑我的党员是捐款1万元“买”来的）。

　　文革后，恢复高考。由于我对政治科教材和国家形势把握得比较准，所以，我编写的政治科复习提纲质量比较高，考生凡读过我编写的复习提纲政治成绩都很好。厦门二中以外的考生闻讯来找我辅导，这以后省教育部门调我去参加编写政治科教材复习纲要。

       在厦门二中工作期间，我曾与老校长陈碧玉、陈和国老师等办英语教学试验班，吸收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好经验，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效果很好。

　　1982年，根据厦门二中英语教学试验班的办学模式，我协助市政府创办厦门英语中学。厦门二中提供校舍、师资、设备、图书等，尤其重要的是从厦门二中调去了一流的教师，作为教学骨干，相当于整个高中部都给了英语中学。英语中学后来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可以说，厦门二中为创办厦门外国语学校做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多年经验，我总结了厦门二中办学的“两个特色”，即英语特色和足球特色。鼓浪屿有英华足球俱乐部的底子，有踢足球的氛围。我跟鼓浪屿的6所小学说，你们每所学校都应该成立足球队，可以到二中来踢足球，我们免费提供场地，还提供茶水等服务。而二中的每个班都有1支足球队。就这样，要不了几年，鼓浪屿的足球苗子接连不断地涌现，二中不愁没有好苗子可挑选。英语和足球，直到现在都是厦门二中的两个办学特色。

退而不休老有所乐

　　1986年初，我被调到市人大任教科文卫委主任。1994年3月退休，继而又参与了市教育基金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计划生育协会、市归侨知识分子联谊会等工作。

　　1995年初，我在市老体协工作期间，在全省率先组织开发老年气排球运动项目。那几年厦门市老年气排球队几乎逢赛必赢，威震八闽大地。2003年，华东老年气排球邀请赛，我拉了一批赞助款，率领厦门市队赴浙江省参赛，获得第三名。我本来就爱好体育运动，亲自上阵，当“二传手”，还通过培训成为“国家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担任思明区老年气排球队教练。

　　1995年，我以厦门老体协的名义，组织举办了一次国际华人（华侨）老年篮球邀请赛，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厦门等8个队参赛，在厦门市工人文化宫、蓝领体育俱乐部举行，比赛进行了6天，友好、欢快、激烈。我的北师大校友、香港同胞邱季端赞助了这次比赛。

       应邀来参赛者，许多既是篮球爱好者又是企业家，他们边打球边进行商贸活动。在与厦门队联谊时，用闽南话交流，唱华语歌曲，亲情、乡情、友情充分交融，场面十分感人。

87岁的印尼老归侨谈笑风生。尤怡铃摄

印尼是我的第二故乡

       退休后，我4次回印尼，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08年。为什么用“回”，印尼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印尼国土，父母养育我长大，南化学校的师长培育我成人。其中，2001年我与吴文华一起回印尼，进行华文教育调查，写了《万隆华文教育调查报告》，得到市人大领导的重视，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2006年，南化、清华校庆，南化学校元老、主要创始人杨望东老师，鼓励我一定要回母校参加校庆六十周年，并把我的文稿《情系南化》转交给南化校庆筹委会。参加这两个校庆我感触很深，他们办华文教育的奉献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实在是很了不起，令人钦佩。

       我年纪大了，有许多事自己都记不清了，不过历史会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