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占据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整个23楼。

       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铄和刘军是这个“中国城”里的四个年轻译员。何亚非（后曾担任国侨办副主任）翻译速度快，被称为“快手”，崔天凯（现为中国驻美大使）则长于对词句的推敲，两人的字都很好看。

       郎胜铄等都是从设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来纽约工作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在那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现在，北京方面要求“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参加的每一个委员会”都要有中文翻译。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

       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1981年第一期联合国译训班毕业合影

十年筹备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何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随丈夫、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来到纽约。当时中国代表团急需来自大陆的译员以更好地传达中方的意思。

       这个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1972年，外交部给北外转来一份文件，是联合国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合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议。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布携夫人专程来华，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译训班事宜。北外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

       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任职。他说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明显意图：中国交了高额的联合国会费，应该有成比例的国际公务员在联合国工作，但是却派不出来。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其他行政工作，都要具备外语能力。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过三关的招生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

       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北外英文系教师周育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吴江教师进修学院的英语老师蒋保忠则是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招生消息的。

       536人参加了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

       初试的英译中考题来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是指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文考题包括古文和成语等，比如问“汗流浃背”的“浃”是什么意思。

       周育强对一道国际政治题印象深刻：举例说明“二战”期间同盟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是指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他的一个参加考试的同事却以为这是指苏共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43人。

       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外，张中载和张载梁均在其中。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张中载注意到，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题答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为他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用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affected”（“做作”）来评价他的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张中载说，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风度往往与“资产阶级作风”联系在一起，被弃之若敝屣，也许这位考生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为何未被录取。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纷纷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语水平是好的，超出他们原来的想象。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表现最为出色。邵文光是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邵天任之子，从小得专家指点英语发音，李青原1977年曾去英国留学。范家桢告诉中方，近期口译处中文组有几位译员将退休，建议国内派人补上空缺，以免台湾方面的人插进来。外交部和联合国方商量，决定让邵文光和李青原不参加培训，于1979年9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他们边干边学，通过专业考试后被正式聘用。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年纪最大的唐荣华39岁，年纪最小的刘结一22岁。

英文像一列火车，中文像一把折扇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开学典礼。张载梁担任译训班主任。

       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起初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从英语系借了两间教室，从西班牙语系借了一间，还不在一个地方。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要学习和熟悉。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美籍华裔女教授刘君若讲《圣经》，还组织大家把圣经故事表演出来，令不少同学至今印象深刻。

       张载梁给笔译班上报刊阅读课。《经济学人》是最常用到的外刊。蒋保忠回忆，当时北外的老师们普遍觉得《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严谨，内容精炼，值得模仿。

       笔译学员要熟悉各种类型的联合国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译三篇文章，一篇由教师批改并在课上分析，另两篇由学员对照标准译文自己修改。

       班上有时会有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蒋保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研讨会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教笔译课的钟述孔曾在外交部任职。施晓菁回忆，他在中英文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中，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列火车，主句像前面的火车头，一个个从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像后面的车厢，通过连词依次连在后面；中文句子则像一把折扇，所有成分围绕中心意思展开，通过意义的直接连接组织起来。这一形象的比喻让施晓菁加深了对这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差别的理解，令她至今难忘。

       1979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运到，新语音试验室建成。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到两部原版电影。

       董黎1980年从北外英语系毕业，分配到译训班专门成立的资料部门工作。她说，联合国会不定期寄来资料。寄的材料有纸质文件和磁带完全配套的，这种是最好的。有时仅有磁带，董黎需要听出是哪个会议，在磁带盒上标出时间、发言人、内容等后进行分类。除了美、英、加等英语国家，资料中还要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英语发言。

       中译英的听力材料，则是从《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选取长短合适、契合当时焦点的报道或国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或老师朗读后录音，尤其要请有四川、江浙沪、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口音的人来读。

       几年下来，资料部门的高柜中逐渐收集起成百上千盘磁带，学生可以自由借用。董黎回忆，第一期学生借磁带非常频繁。

       来自上海考区的蒋保忠住的是三人间，宿舍位于一楼，同屋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崔天凯和张文扬。笔译班的蒋保忠和崔天凯不用熬夜，一般晚间十点左右就休息了，但口译班的张文扬看上去总是很辛苦，常常半夜还在宿舍门口“念念有辞”。

联合国里的中文译员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主持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试。

       同声传译的录用考试类似体操比赛打分。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外的七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分为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几项。及格线被定为70分，但绝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

       最后，25人均被录用。口译班10人中，4人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6人分到日内瓦办事处。笔译班15人，10人去往纽约，4人去往日内瓦，1人去往内罗毕。

       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际公务员”，发放联合国工作人员护照，同时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必须遵守《外交人员守则》。译训班译员们大部分被定为P2职级，即专业类工作人员，每月薪资3000美元起，施晓菁等少数有多年工作经历的被定为P3级。但工资需全部上交使馆，每人每月再领取几十美元，称为“置装费”。当时苏联、越南等也是这种做法。

       在纽约的译员都住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管理较为宽松，晚间也可出门。早餐、晚餐通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可向领事馆报销。有时晚上工作得晚，需在外用餐和打车，也可以报销。

       20世纪80年代初的纽约聚集了一批华人文学艺术家。郭松棻、张北海、张大任等既是联合国笔译人员，也是作家。在一次聚会中，刘军通过郭松棻结识了木心，后来二人成为了三十多年的至交，刘军也为木心翻译了多部作品。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郎胜铄和崔天凯携各自夫人一起从纽约回国。郎胜铄觉得，译训班以及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眼光和视野、运用材料的水平都不同了。

       从1979年到1994年，译训班共开办13期，培养了200多名口笔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