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逆风前行、迎难而上，以生命托起生命，凝聚起强大的抗疫力量，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为全国迎来了战胜疫病、春暖花开的曙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共克时艰，在全球抗疫的战场上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也有一群白衣天使，义无反顾地放弃安逸的生活，慷慨悲歌，共赴国难。海沧乡贤林可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位生活西化却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新加坡华人科学家，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毅然投笔从戎，带领年轻的中国救护人员奔赴最前线，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杏林传薪 家国情怀

       林可胜（1897—1969），祖籍福建海澄县鳌冠村（今属厦门市海沧区），新加坡华人科学家，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潜心治学的同时，林可胜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和中华民族安危，毅然从单纯的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者转变为军医领导者，走上了医学救国之路。

       林可胜幼年赴英，1913 年克绍箕裘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1923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美国生理学会会员。在国际生理学界屡有创获，渐享盛誉。

       林文庆（1869-1957），林可胜之父，医学家、教育家、星马华人橡胶业和金融业先驱，1921-1937 年任厦门大学校长。黄端琼（1876-1905），林可胜之母，马来亚诗巫侨领黄乃裳长女。

       1925 年林可胜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1935-1937 年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执行院长职务。任职期间他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方面成就斐然，积极协助政府规划现代医学体系。

       1926 年林可胜任中国生理学会首届会长，翌年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并使其成为国际生理学界重要期刊，1928 年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1933 年1 月1日长城抗战爆发，林可胜担任华北救护委员会常务委员，带领协和军医官救护训练队，组织12支移动医疗队和小型后勤服务，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处进行战地救护。

       长城抗战期间，林可胜不仅规划设计救护队用具、服装、运输工具以及人员的救护训练，还亲赴前线，视察及指示工作事宜。

林可胜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七七事变 奉召擎旗

       1937 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础薄弱的中国医疗救护体系濒临瓦解。整合医疗救护力量、具备流动救护能力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应运而生。拥有海外背景、具备良好医学素养和出色组织能力、具有较高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林可胜，也随即成为领导这支队伍、承担战地医疗救援重任的不二人选。他兼程归国，从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战地医疗救护生涯。

       1937 年12 月，南京沦陷，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1938 年春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林可胜担任临时救护委员会代理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本着“精干、高效、灵活、分散”的原则，林可胜将救护队员分成若干流动医疗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独立作业。救护总队从最开始的37 支救护队、队员699人，至1942年发展到150支救护队、队员3420人，遍布全国主要战区。

       在条件苛刻、物资匮乏的环境中，贵阳图云关总部在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人员共同努力下，建设成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吨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区，昼夜不停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抢救伤员。

       林可胜以“救死扶伤、博爱恤兵”为宗旨，订立8项救护信条。救护队员置生死于度外，立下誓言：“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

       1938 年5月，林可胜在湖南长沙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弥补战地救护和防疫人员缺口。1939年，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随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图云关，由“班”改“所”，历经5次改组，先后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等地开设分所。卫训所和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构成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中心，训练人员达2万余人，不仅满足战时需求，亦为战后卫生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1938年至1942年，在林可胜领导下，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发展达到顶峰，促进救护总队与全国救护医疗单位有效衔接。

       林可胜责成专家编写战时教学规程，教材出版后分发到图云关总所及各分所、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单位，达到医疗、防疫和救护的统一。抗战爆发后，传染病的流行愈加严重，许多伤兵死于疫病。因此，林可胜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协助完善战时卫生防疫体系，促进基层公共卫生现代化，有力维持并增强抗战力量。

       1940 年夏，林可胜率队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行走70多天，回贵阳后马上拟定预防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计划，并推广到各战区，从而改善广大官兵健康状况，减少军队传染病。

       救护总队设立伤兵营养特别经费，得到新生活运动妇女部、“伤兵之友社”、北美和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支持，筹募到额外营养费以及被褥、衣服、牛奶、奶粉、鱼肝油等急需品。截止1939年底，特别营养每月令近2万伤病员受惠。

       为挽救更多士兵的生命，林可胜向美国医药助华会提议在中国建立血库。1943 年6月，中国血库在美国纽约成立，试运行5个月内采血1157份，制成57瓶冻干血浆运回中国，专为抗战将士输血。

       1938-1945年救护总队总计救治超过2200万人次。其中外科实施手术11.98万次，骨折复位3.55万人次，敷伤878.47万人次；内科住院214.29万人次，门诊军人248.16万人次，门诊平民200.29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人次；Ｘ光检查5.84万人次，灭虱79.21万人次，检验22.65万人次，补充特别营养93.48万人次。

林可胜（左1）与同事在其创建的

中国首个学生生理学实验室

出处：协和医学院

秉持人道 胸怀大义

       林可胜秉持人道主义，坚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救治官兵的同时不忘兼济四方百姓，参与难民救济和平民卫生防疫；坚守国际精神，亲率医疗队，支援盟军作战，提供域外救护保障。

       林可胜先后派遣20余支医疗队赴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助，适时调拨经费、药品、器械，任用和保护进步青年、国际左翼医生。1938 年，在林可胜的协助下，白求恩率领美国-加拿大援华医疗队从汉口辗转前往晋察冀前线。除了在前线救护伤兵、在后方运送物资，救护总队也在沿途救助难民，搭建避难所，提供义诊，分发药品、食物、衣物及救济款。

       1942年，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滇缅公路面临被日军封堵的危险，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军队支援缅甸境内的英美盟军作战，林可胜受命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医药总监，因表现出色，多次获英、美政府授勋。

缅甸红十字会捐赠卡车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大爱无疆 情谊无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战场伤亡惨重，面临物资缺乏、医疗设备落后的困境。海外华侨华人不仅捐资捐物，成立医药援华团体，还回国参战，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各国友好人士奔走呼号，组织“援华医疗队”参与抗战救护；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支持，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给予中国无私援助。

       为解决药品、器械、资金不足等问题，林可胜吁请国际援助，以其声望获得国际社会及海内外华侨华人的踊跃呼应。1938-1942年，林可胜募款达6600万美元，而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元。

       1938年起救护总队陆续收到捐款，主要的资助来自欧美红十字会和海外华侨华人，林可胜每年定期携带工作成果赴美报告。

       1938年1月24日，由旅美华侨许肇堆、魏菊峰、赵不凡倡议发起的美国医药助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简称ABMAC）在纽约成立，为中国军队和民众募捐并提供医疗救助。该会定期刊印公报，介绍国内抗战形势和工作情况。

       抗战后期，美国医药助华会资助大批中国医护人员赴美学习。他们归国后成为中国医学的先驱者和权威，为战后的中国医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1年，林语堂携三女林相如在纽约街头为筹建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简称UCR）募集资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不久后，他当选美国医药助华会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成员。

       1942年2月，美国援华联合会在纽约正式成立，整合了美国各地援华抗日募捐团体，许肇堆当选第一副会长。美国援华联合会会同美国红十字会，在抗战期间统一协调美国民间援华工作，成为援助中国最多的慈善组织，对华援助囊括医药、灾民救济、教育、儿童福利等。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6年8月底，2200万中国民众因此得到不同形式的帮助。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海外华侨华人同仇敌忾、广泛动员，为抗战救护筹募资金，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

       1940 年3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考察，8月行至贵阳，与林可胜、周寿恺会面，对林可胜的工作极其赞许，决定参与捐助。返回新加坡后，陈嘉庚即刻以南侨总会名义汇款21万元，并筹谋其余捐助事宜。

       至1939年底，救护总队运输队188辆车中有150辆为各方捐献，其中大部分为华侨华人筹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