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庆祖国70华诞之际，回望74年的人生历程，我深深体会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爱国初心，淳朴而不渝

       我祖籍福建南安，祖父是石匠。和很多华侨一样，我的父亲为了生存，14岁时随祖父“下南洋”，来到印尼三宝垄，战乱时靠肩挑小贩过生活。我10岁时，父亲因哮喘突发不治过世，家庭的重任全压在目不识丁的母亲身上。年幼的我，不得不半天上学，半天回家煮饭菜，和兄弟姐妹轮着帮母亲料理在大“巴刹”（pasar）的铺子，还要照顾弟妹。到初高中功课多时，就在照看铺子的空闲时写作业。学习成绩优秀的我，从初中起每年都申请到助学金。

       读高中时，我看了新中国的小说、电影、画报，又看到学姐学兄一批又一批回国，内心向往不已，一首《海外孤儿有了娘》至今还能吟唱。可当时家里经济条件较差，在激烈思想斗争中，自己常暗自流泪。随着年龄增长，更感受到远离祖国、寄人篱下的华侨华人受歧视的彷徨与苦闷，常思索自己的前程而涕泣。

       临近高中毕业，强烈的爱国心促使我决定舍家只身回国，想深造以求毕业后报效国家，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贡献力量。逐渐懂事的我，不忘学习，常阅读当地进步刊物，接触一些进步人士，高中毕业后，在母校教书一年，一边攒路费准备回国，一边报读厦大海外函授，同时积极参加进步侨社活动，如公演歌剧《刘三姐》等。最后得以仅支付半票船费，被“半保送”回国。回国之时，正值祖父过世未葬，然而，爱国初心炽燃，报国理想坚定。1964年8月5日，我泪别亲人，乘光华轮回国，8月13日抵达黄埔港。

左：高一时与母亲、兄弟姐妹合影      右：1964年，乘光华轮回国，在船头五星红旗下与同学合影

报国之志，自信而坚定

       拿什么报国？我首先想要刻苦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

       在集美华侨补校，组织的关怀，师长的教诲、同学的情谊，使我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只身回国的我，海外亲人不可能寄侨汇供养我读书。我坚定地依靠组织，很珍惜政治生命的成长。侨校发给我助学金和冬衣暖被，使我安心学习。我积极上进，不到半年，加入共青团，成为当年同船回国同学中首批入团青年；培养自己德智体全面发展，高考前被评为“三好生”标兵。1965年，服从国家需要，以理工科考生考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

       上大学的第二年遇上文革，后来被下放到军垦农场——长泰县5053部队农场，接受纪律严明的高强度的学军学农锻炼：遵守生活作息制度不用说，起床5分钟就得集合完毕，饭前诵读毛主席语录。半夜一听哨子吹，紧急集合，到田间急行军，曾因近视眼跌入坑洼，跌破眼镜，跌伤腿骨。农田劳动下到大腿深的烂泥田；用手指扒田（耘田），不到休息时间（一小时休息5分钟）不准伸直腰杆，任蚊子叮咬、蚂蟥吸血，否则回宿舍要“斗私批修”；劳动之余，挑井水供饮用，提长嘴喷桶浇菜供食用。我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归侨侨生，到后来也能挑150斤的大粪。

       熬了两年，1971年盼到了分配工作的消息，结束了那段刻骨铭心、触及灵魂的军垦农场生活。我与爱人服从国家分配，到贫困宁化山区教书8年，克服许多困难，为培养山区人才奉献青春年华，初尝报国之艰辛。因长期不适应当地气候水土，身患哮喘致幼儿夭折。

       1979年底，我申请调动到厦门工作，跨地区调动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想：祖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危难岁月里，有志青年更要与祖国同在，用勤劳的双手去改变面貌，铁定留在国内工作。

        侨务政策“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得以落实，使我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归侨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我知恩图报，调动工作实现后，以更大的热诚、更敬业的精神投入祖国的教育事业。

左：18岁回国时的证件照    右：21岁在福建师范学院学习

报国之路，艰辛而光明

       在印尼，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读的华校各门学科是用中文的，还开设了两门“外语”——印尼语和英语，印尼语小学一年级就读，英语从初一始读，有学印尼语的基础，到高三英语已基本可以听说读写自如了。又经集美侨校的学习，我英语成绩突出，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

       1979年底，我34岁，调入厦门九中工作，在九中属凤毛麟角的学本专业的青年教师（很多老教师都是俄语转行教英语）。因为要报恩，也为了不让新单位接受“病弱者”感到为难，所以对分配的繁重教学任务二话不说：教三个班级的英语课。教高中毕业班时是两个教学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

       上世纪80年代，英语教学已开始受重视了。九中当时虽然属初高中兼办的普通完中，但高中生源是已被重点校择优录取后的低分学生。当老师的深知，生源和师资是教学质量取胜的关键。面对高考升学率的压力，我在教学设施简陋（只有粉笔和黑板）、教学任务繁重、学生英语基础差的情况下，勇挑重担，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改变“哑巴英语”和死记硬背单词的做法，采用“听说领先”的教学法，逐步让学生能“开口、易记、广读”，提高了高考的优良率。

       上世纪90年代，学校进入转型阶段，从专办普高，改为普高职高兼办，后来改为专办初中。我在这个时期一直在初中毕业班任教英语兼任教研组长，所接任的班级均能从初一、初二的大面积不及格，经一年的学习，一跃跨入年段前茅，进而在中考时大面积及格。所指导学生参加市级英语演讲比赛、话剧比赛频频获奖，在普通中学中引起极大关注；在指导青年教师升职的工作中不断出新，退休后仍然得到青年教师的敬重。九中教学质量连续12年连冠，每年为重点高中输送大批优秀学生。作为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老教师，深感欣慰。

       报国之路艰辛而收获满满。我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用实际行动和教学业绩，实践着报效祖国的理想。

       纵观我从贫困山区调入厦门特区工作至55岁退休期间，厦门从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到建设“教育强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之路，也正是我中年时期释放聪明才智，勇立改革潮头，探索创新，搏击前行的20年。这期间，我于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简陋的教学条件下，爱岗敬业，担当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备战高考；在学校的转型期（1990年—2000年），担任10年教研组长，带领同行进行外语教学改革，多年创“外语大面积丰收”的局面。由于突出的教学与工作业绩，我两次获“厦门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曾获“厦门市优秀班主任”“厦门市先进女职工工作者”“厦门市教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还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最让我欣慰的莫过于：在安享晚年的今天，仍然受到晚辈同行和学生的敬重爱戴。我的“桃李”遍全市，走在街上，常听到一声“黄老师”，令我尴尬也令我欣慰：因所教学生太多，很多名字叫不出；每逢节庆，一批又一批学生欢聚，都不忘邀请我参加；传承我的英语教师行业的不在少数，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栋梁精英。

       退休后，我深知：“炳烛之明解昧行”的道理，自勉“不忘学习，做最好的自己”。我一边在老年大学继续“充电”学习电脑网络等新知识，一边到国内外游览参观，一睹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壮丽画卷，感受国人备受世界赞誉的崭新地位；一边继续服务退教与关工委，笔耕不辍，为老年人过好晚年幸福生活鼓与呼。在退休19年间曾获市教育关工委“老骥”奖；5次被评为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退管工作积极分子”，12次被评为 “优秀通讯员”。同时，我为之付出辛劳的九中退教协也获得不少先进集体荣誉。在市教育局、退教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中，我的《春风化雨沐神州，改革开放换人间》获二等奖。2018年6月参加思明区委宣传部宣讲十九大报告，我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有作为的归侨 》的宣讲发言备受媒体关注。

左：2000年退休证照片   右：退休后在校园一角

爱国为侨，报国献余热

       4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伟大崛起。改革开放的成就之于我是——桃李香满园，安居度夕阳。作为归侨，我要补充一条：侨爱暖我心，为侨献余热。

       我源于侨，爱侨为侨是顺理成章的。祖国没有忘记老归侨，身为老侨更要知恩图报。年逾七旬的我，“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始终不渝，退休后力所能及地为侨界发挥余热。侨缘让我更有机会接触侨界“老乡”，找到侨的归宿。1997年我出席省第六次侨代会；2000年回印尼探亲接触更多海外和香港亲友；2006年报名当上第四届世界合唱比赛翻译志愿者，获市旅游局颁发的“第四届世界合唱比赛志愿者服务之星”等证书；2011年4月参加在华侨大学举办的“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设国际研讨会”，代表印联会发言《互联网与厦门印尼归侨联谊会》；2014年10月组织举办归侨同学回国50周年聚会。

       2015年、2019年我被选为思明区梧村街道第三届、第四届侨联委员。在市侨联下属的印联会，我担任《印联会讯》副主编；随文艺队到龙海、福清、龙岩等侨乡、华侨农场慰问演出，联谊采风。我一直在宣传方面发挥一技之长，用摄影、图像和文字，图文并茂地报道身边侨友的好人好事、艰苦奋斗改变侨乡面貌的故事。近五年的印联会元旦联欢会大型幻灯背景是我设计的；利用印联会网站、公众号，宣传侨友传承印侨文化，安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晚年幸福生活。几次参加印尼驻华使馆官员的见面会，看到华文教育被越来越多印尼青年所青睐，思考着联谊会如何更好发挥中国印尼友好往来的桥梁纽带作用。侨联每年春节前夕“温暖送百家·真情暖侨心”活动、文化节、健步行等活动，我都到场拍照报道。侨联帮扶关爱侨友之举，我是亲历者和受益者，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