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创园时称“引种场”）迎来了建园60周年华诞。此时，我胸中涌动着一股难以平静的心潮。

      母亲逝世于1978年2月，那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她是带着冤屈，又怀着期盼走的。父亲则是在1998年离开我们的。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看到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祖国不断崛起。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引种场的开创而忘我奋斗的情景。

父亲参与初创引种场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趁机加紧了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国家和人民都进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困难时期”。当时各处发生的饥荒很严重，人民在挨饿。国家急需高产优质的粮油经济作物良种来发展农林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封锁与反封锁成了当时十分突出的一项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充满爱国之情的各阶层人士都奋起投入一场战胜灾害、打破封锁的斗争。

       闽南是著名的侨乡，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不再受到列强的欺侮，都有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团结这些华侨华人，动员他们与祖国荣辱与共，积极引种，帮助国家克服灾害、度过难关，这是当时政府和侨务工作中迫切的一项任务。引种场就是在这一形势下诞生的。

       当时我的父亲许祖义是厦门市分管科教文卫、城市建设的副市长。面对严重的灾荒，他牵挂着人民群众的温饱，思考着怎样尽快战胜灾害，度过困难时期。因此，当引种场的建场报告送到他手上时，他意识到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便立即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全力支持，并从此为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让引种场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场所，父亲与市科委、侨务的有关领导及李芳洲等一批爱国科技工作者，到厦门岛内岛外多处勘察比较现场，最终确定在土壤气候适宜，又有利于防止作物病虫害传播的鼓浪屿美华区域建立引种场。地点确定之后，父亲又迅速协助落实了200亩的办场用地及用房。华侨引种场有了自己的“家园”。

华侨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引种

       开办之初，引种是一项艰巨的首要任务。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反华浪潮甚嚣尘上，华侨在其侨居地的处境都很艰难。但是父亲十分了解华侨，知道祖国越是危难，华侨们的爱国之心、恋家乡之情就越浓厚。父亲常常和我们说起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往事。当年他所带的部队，就是一支由华侨子弟所组成的“华侨学兵队”。为了保卫福州，父亲带着他们在闽东、闽北与日寇打了几仗，父亲在这些战斗中也负了伤。每当讲到华侨们送子弟回国抗战的情形，讲到这些热血青年们在抗日战场上奋不顾身的英勇事迹，父亲总是热泪盈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哼起《大刀进行曲》。

       父亲深信不管处境多险恶，华侨们仍会向祖国伸出援助之手。他经常到引种场与李芳洲副场长商量扩大引种渠道及场内建设等工作。回到家里来，也常常和母亲商讨这些事。当时海外引种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多是通过捎口信或用代码、隐语写信，稍有不慎就会给参与引种的华侨带来麻烦与危险。父亲告诉我们：“海外华侨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为国分忧啊！”由此，我懂得了父亲和母亲是在从事一项为国分忧的神圣事业。经过多方努力，局面一步步地打开，海外引种渠道不断拓宽。不久就有七、八种高产水稻种子、抗黑斑地瓜良种及其它一些优质高产的粮油经济作物良种陆续引进来。其中通过母亲关系所引进的“科情3号”水稻种子，在国内首次亩产超过千斤，在华东13省被大面积推广，为困难时期战胜饥荒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中科院的嘉奖。历史不会忘记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引种工作默默做出贡献的爱国者们！

       蔡韵玫女士是我母亲的同学和挚友，我们都亲切地称她“韵玫姨”。那时她居住在香港。母亲写信向她介绍引种场的情况，请她帮忙开展引种工作。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她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那时的香港是在港英当局的管治之下，社会环境复杂险恶。蔡韵玫女士曾因引种之事受到了威胁，但她顶着压力，毫不畏惧，凭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通过各种关系引进了不少国内急需的良种。如今，蔡韵玫女士已经离开我们了，但她那执着的爱国情结永远让我们怀念。

       我的舅舅王唯真也是一位热心于引种工作的人。舅舅是一位归侨。抗日战争刚开始，十几岁的舅舅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激情，从菲律宾回国奔赴延安，是一位喝着延河水成长的正直的爱国新闻工作者。上世纪60年代初，他是新华社派驻巴西的记者。母亲请他关注并协助引进南美的一些优良作物，舅舅立即将此项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任务，利用工作之余，收集了如巴西松、西番莲、蜜桔、樱桃、核桃等当地优良经济作物种子寄了回来，是引种场首位从南美洲引种的人。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在1964年因巴西发生军事政变而被迫中断。舅舅和另外8位在巴西工作的中国同志被巴西政变当局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挫败了台湾特务的绑架、策反阴谋，捍卫了祖国尊严。在他们凯旋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的亲切接见。新华社就此播发了题为《九颗红心向祖国》的长篇通讯，称他们是“祖国忠贞九儿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舅舅王唯真巴西事件凯旋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母亲为引种场付出无数心血

        母亲出生于革命家庭。我的外祖父王雨亭早年参加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和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解放后曾任全国侨联秘书长，长期从事侨务工作。母亲从小受到了革命爱国思想的熏陶。她十几岁随外祖父去了菲律宾，很快就融入了当地华侨社会，曾是当时菲律宾菲华女子篮球队的主力。菲律宾的侨社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在菲律宾，母亲深深感受到了侨友们浓浓的爱国恋乡之情。

       抗战爆发后，外祖父和舅舅王唯真先后返国参加抗战去了。母亲自己带着另一个弟弟（我的二舅）留在菲律宾。那时她还不满20岁。然而，正是正义与爱国之感，使母亲无法置身于这场席卷全球的反法西斯斗争之外。菲律宾沦陷后，她勇敢地协助了当时也在马尼拉的张圣才先生从事搜集日本占领军情报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去，实践着一位爱国青年为国献身的誓愿。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使母亲对祖国倍加深爱着。

        如今祖国正遭灾遇难，母亲更觉为国分忧责无旁贷。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曾教过生物学。在引种方面正好可以发挥专长，常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母亲在毓德女中的同学，很多已侨居海外。因此她总是热情地、不断地写信或托人捎口信动员她们参与引种。母亲平时缄默寡言，埋头于教学之中，对自己参与引种的事则从不宣扬，总是静静地享受着引种成功的快乐。

        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一切都被颠倒了。父亲被说成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厦门的总代表”，遭受着无休止的批斗和折磨。引种场成了“许祖义、李芳洲准备下海投敌的黑窝”而被彻底砸烂。母亲则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的潜伏特务”，被判了三年的“劳动管制”。而“管制”劳动的地方，恰恰就是母亲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引种场！

       那时的引种场已成了厦门二中的“五七农场”。在那里，50多岁的母亲被强制干着养猪、挑肥的强体力劳动，忍受着无知的辱骂和恶作剧。有一次，我70多岁的祖母病倒在床，又吐又泻，已严重脱水。母亲为照顾祖母，到学校请假却不被批准。第二天祖母的病更为危急。那时我们兄妹4人都远在插队下乡的闽西。父亲仍被关押着。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母亲只好留家照顾病重的祖母。可没过多久，学校的“左派”就带着一群不明真相的学生打上门来，强行将母亲押回农场进行长时间的批斗。

       每当她看到青年学生在农场损坏作物、偷盗果实、粗言秽语时，她总是忘了自己“被管制”身份，挺身而出予以劝阻。尽管这么做，总是招来了更多的谩骂，甚至挨了木棍。但母亲从不退让。她太爱自己的祖国了，时刻担忧着祖国的前途。她太爱引种场里的一草一木了，容不得这些熟悉的草木被无端损坏。

       善良、正直、刚强，这就是母亲的品德。然而母亲终于倒下了，她是积劳成疾，又不让去医治，终因胃癌扩散含冤逝去的。她的骨灰在火化的当天就大部分撒进了鹭江，只留了一小部分，一直保存到母亲所热切期盼的阳光灿烂的那一天。母亲平反后，1980年在引种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骨灰撒放仪式。那把最后的骨灰，撒进了父亲和母亲所热爱的这片土地，撒进了舅舅从巴西引进回来的巴西松下。母亲终于安息在她所深爱着的这片热土上。

我们与引种场共成长

       父亲对我们是严格的，从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极少带我们去他办公的地方，或出席什么仪式、招待、活动。他希望我们成为平凡的劳动者。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到厦门铁厂跟着维修车间的工人师傅洗机器。拆下来的齿轮部件装满一个又一个油盆，大家一件件地擦洗。父亲说：“好好学，我们这个社会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劳动者。”这是我第一次和工人们的亲密接触。在那以后的一个学期里，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都到工厂劳动2个小时。

       在引种场创建后，父亲却对我们格外开恩，多次带着我们到引种场“长见识”。参观苗圃、看标本楼，滔滔不绝地讲着引种场的未来。父亲对引种场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常说，引种场不但要引进良种，还要办成现代农业的示范点。在这里，全省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引进来了。喷灌的管道铺设起来了。这些在当年都是十分先进、罕见的。不幸的是，美好的蓝图刚刚画出来，便被“史无前例”地砸得粉碎。

       70年风雨兼程。步入新的世纪后，父亲和母亲所深深热爱的祖国，深深热爱的这片热土，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父亲和母亲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