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民，厦门竹坝华侨农场原场长。1950年在印度尼西亚邦加出生，1960年随家人回国到竹坝，1968年从农业中学毕业，在竹坝小学任教，1985年任农场党委代理书记，1986年到1998年任农场场长。其后任同安区侨联主席，兼任厦门人大侨委副主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现为厦门印联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

       自10岁时从印尼归国，到如今年近七旬，梁国民的大半辈子都和一个地方分不开，那便是位于同安的竹坝华侨农场。少年时在这里接受教育，青年时从这里入伍，退伍后又回到这里，梁国民注定和这个住着2000名归侨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这个农场的发展以及归侨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努力打拼着。

梁国民在厦门接受中国华侨出版社采访

回归祖国

　　上世纪30年代，父亲被当猪仔卖到了印尼邦加当矿工，母亲则是出生在印尼的华裔。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就靠在矿上做工的大哥过日子。

       1960年我10岁时，祖国派船接我们回国。还记得，我们一船3000多人抵达广州三元里码头时，岸上人潮涌动，鼓乐喧天，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进了广州城，繁华热闹的都市，更让我觉得新鲜、好玩。可热闹的日子只有短短一个多月，我们就被送到了三面环山的厦门竹坝农场。

　　那时，周围似乎一下子安静了，而生活也变得十分艰苦。5家人挤在一幢5间房的小楼里，没有厨房，大家只能在厅里煮饭，白墙很快被熏黑。那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而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金器、自行车、缝纫机等也全都变卖了买食物。身边的归侨家庭也和我们差不多。

　　到竹坝后，我进入竹坝小学读书。其实，所谓的学校是向农村借的牛舍。小学毕业后，农场里动员我们读刚创办的农业中学。当时正好农场开始大量种植龙眼，这里也就成了我们的实践基地，半农半读，每天上课之余都要抬水浇灌龙眼树，学种蔬菜粮食。

　　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基本停课。到了1968年，18岁的我被调到竹坝的学校当小学老师，除了教一年级的小学生，还要在课余带中学生参加劳动。

　　一年后，我如愿参军，不久被调入团部宣传队。我们编排的节目在部队汇演中多次得奖，所以我一直到1977年才退伍。因为全团只有我一个归侨，所以大家都很照顾我。那时，我还担任文艺班的班长，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战友打电话来农场找“梁班长”。

年轻的场长

　　当了8年兵，退伍回到到竹坝后，又被安排回到学校教书。

　　1980年，农场要调我到场部上班，我只好放弃教职，从头开始学做人事工作，负责农场里1000多名职工的人事、档案、工资等。一两年间，我先后担任了农场的团委书记、党委委员、人事股长。   

       1984年，农场在同安城里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我被任命为经理。当时，由于我们的服务周到，同安人购物都首选“农工商”。1985年，福建省侨办党组任命我为农场代理党委书记。我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只好刻苦学，每天加班加点看文件，写心得，作报告。

　　1986年底，我被任命为场长。一开始，我觉得这次任命担子太重，于是到省侨办要求领导收回成命。但当时省侨办人事处领导对我说：“让你当领导，你就不能为个人、家庭考虑，凡事要为归侨着想、为竹坝着想。”从此，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

       竹坝农场安置了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归侨，其海外亲属遍布世界各地，大家都称之为“小联合国”。因此，在这里当场长，真是不容易。农场不仅要完成企业职能，向政府交税，负责职工的生、老、病、死；还要履行政府职能，安置归难侨，办学校、医疗所等。而农场的一举一动，在海外的影响也很大。

改善农场经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场的职工种植的作物大多品种单一，收成有限，收入也有限。为此，我打算引导职工改变耕作方式，通过种植多种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起初大家并不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从农场中找出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外地学习取经。要让这些年轻人带动大家，得先给他们提供保障。给他们三、五亩田，让他们实验，当时承包一亩要300元，如果他们种植的收成不好，失败了，就免交。结果当年收成就很好，一亩收成几千元，甚至超过一万元。看到种植经济作物收成很好，大家都接受了我的想法。后来，农场成立了农科站辅导农户，指导他们种植，很多农户第一年的收入就多了好几倍。

　　当时农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3万多株龙眼，但由于种植技术落后，这些果树存在不挂果或者落果等问题。于是，我请来莆田的农业专家给职工讲课、培训，并把龙眼承包给农场职工。在专家的指导下，承包的第一年，龙眼便大丰收。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竹坝农场通往同安县城的路还是一条土路。正是这条土路，阻碍了竹坝农场的经济发展，也影响职工群众的生活。一次招商引资的失败经历，让我迫切要将这条土路变成水泥路。当时，有个日本商人想来农场建一个萝卜加工厂，我用农场的丰田小汽车载着他在农场考察。这个日本商人告诉我，他什么都很满意，就是道路太差，坐着丰田车就像骑马。后来这笔投资没谈成。我意识到，要致富先修路。

       于是，我向厦门市侨联、致公党等提议，为华侨农场办实事，将修路作为政协提案提交了上去，时任市政协主席蔡望怀看到提案也非常有感触，还专门前来调研。这个提案作为当年的3个主要提案之一，提交到市政府，再经时任市长洪永世批示交给当时的交通委去办理。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通路时的情形，附近所有村子都敲锣打鼓放鞭炮，很多村民都流泪了，他们很清楚这条10公里长的水泥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条新路对于五显镇以及农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种蔬菜的农户受益更多，随着这条路的通车，附近的蔬菜基地越做越大。公交也通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投资的也来了，一条路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拉动了经济的发展。

不忘竹坝

　　上世纪90年代初，农场的效益好，年年都有赢利。收入高了，职工的生活、福利就有了保障。而我也先后谢绝了被调往福建省侨办华侨企业总公司、厦门华侨企业公司等单位，只是一心想留在竹坝，为归侨多做一些事。　　

       1998年，农场由福建省侨办下放归同安区管理后，我调到同安区任侨联主席。当时，农场的归侨们自发在场部放鞭炮祝贺，还做糕点为我开欢送会。一位80多岁的老归侨紧紧抱着我说：“看着你长大、上学、当兵、当场长，现在要调走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竹坝。”

       是的，我从未忘记竹坝。在侨联工作期间，我都关注着竹坝，想办法为竹坝的归侨侨眷多做些实事，每周都还要回一趟农场。

       时过境迁，现在农场里的年轻人大多走出农场到外面发展，但还有许多年纪大的人员，他们生活还需要提高，希望各级政府多关怀。

竹坝学校

第五届南洋文化节在同安竹坝开幕时的场景

在印尼归侨联谊会奉献余热

       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出了许多新生的事物。为了更好地调动侨界的积极因素，各级侨务部门在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省市侨联组织下，成立了民间社团组织——归侨联谊会。

       厦门市目前共有印尼、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柬老、新加坡、澳大利亚等8个侨居国归侨联谊会，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成立于1989年11月5日，现有会员千余人，服务厦门市印尼归侨侨眷，在丰富侨友文化生活、帮扶困难侨友、传承印侨文化、加强海内外联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中印民间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印民间友谊。

       厦门印尼归侨在社交中发挥了民间的桥梁纽带作用。2018年4月底，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新一届理事选举我为理事会会长。我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之外，重视加强与印尼归侨二、三代的联络工作，通过开展活动，吸收青年一代加入印联会，增加印联会的新生力量，加强印联会的活力。

       联谊会近些年里十分重视与在厦门就读的印尼留学生的接触与交往，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例如近几年的元旦文艺汇演上，就由印尼留学生用流利的普通话来主持会议，印尼留学生也乐于展现他们的民族文化。

       在节庆汇演的舞台上，许多具有中印尼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闪亮登场，多姿多彩，获得观众的好评。这不仅是多元文化的展现，而且也是两国人民平等相待、加深了解、友情融洽的具体表现。留学生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厦门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对老百姓的影响。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属下的许多校友会等分支组织，例如：巴中、新中、玛中校友会、万隆同学会等以印尼地域学校为名的校友联谊也十分活跃。这些民间组织展现了我们印尼归侨在中印两国间的民间交往中，不仅扮演了友好使者的角色，同时也是一支很好的宣传队。这些是厦门侨界一笔宝贵的、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

厦门市印联会文艺队演员与印尼留学生演员“女王”合影

       （部分资料参考自《厦门日报》、《福建侨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