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白手开创商业奇迹，启蒙中国品牌发展而言，曾宪梓更为人所知、更令人敬仰的，是他对国家至死不渝的赤诚和贡献。

       在国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评选出的100名“改革先锋”中，香港地区一共有两人入选，一位是霍英东，另一位就是曾宪梓。

“祖国抚育我成长”

       即便到80岁高龄时，谈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还会潸然泪下。

       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的曾宪梓，是被苦水泡大的。他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有难关，自己过”的生活。

       幸运的是，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

       但念完小学，母亲就实在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翻地种田。

       几年的小学生活，给曾宪梓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让人民站起来。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级的大楼。

       “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

活得有骨气

       1961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报效国家时，人生轨迹却被改变：去泰国多年的哥哥，因与叔父就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要他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不走。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出来多么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要先拿到香港地区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在香港地区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白住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做保姆。

       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以自己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争。

       解决完争财产的问题，国内形势已然发生巨变。想要回国的曾宪梓获悉，暂时回不去了。他只能往返于中国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并将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帮其经营生产领带的小厂。

       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曾宪梓夫妇每天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地帮助哥嫂干活儿，却依然被嫂嫂驱逐。曾宪梓和妻子一夜没睡，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努力，这么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

       被赶走后，曾宪梓不得不卖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

艰苦创业

       1968年春节前，一心想要回国的曾宪梓回到香港地区。

       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跟随到了香港地区。

       走投无路之际，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靠着这笔钱，春节还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居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为“金狮领带”的小作坊。

       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开工时，手中只有6000港元的窘迫。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费50元，一个月就1500元，也就4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马不停蹄，曾宪梓每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别无选择，他只能拼了。

       “推销的时候，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五打就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地区每个角落。为了打开销路，马路边的地摊小贩，他都一个一个地求，大大方方地请他们吃饭，托他们帮忙代销。

       而另一边，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轮到他买菜，还要更节省：“只买8角钱的，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

       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业的曾宪梓，积累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业经验。“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资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广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了。

       在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地区主流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

       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金狮”的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

       首先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香港地区赌风盛行，不少朋友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曾宪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际，机会和灵感居然一起来了。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地区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旅行中，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来”。

       再过几个月，香港地区主流市场的门，也被他打开了。

       这也是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尤其自豪的一段经历：“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该请对方销售自己的领带了，但曾宪梓不急。“交上朋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不急的另一边，曾宪梓几乎每天都在等待对方的一句话。“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曾宪梓说。

       再之后，金利来，渐渐火起来。

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从跑街串巷开始，曾宪梓心里就住进了一个梦：一定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而且是不输给洋人的大牌。

       中国乒乓球队开始风靡世界，曾宪梓于是独家赞助了中国乒乓球队香港表演赛的电视转播，并且打出了一句很快响遍神州，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迹的著名广告语：“金利来，男人的世界”。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电视转播节目中大做广告；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也被金利来承包……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提出一个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找人来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百货公司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不出人力，还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这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专柜模式。

       至20世纪80年代初，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85年，曾宪梓开始到内地投资开厂，创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上市。

回馈桑梓

       曾宪梓说，被党的政策改变命运的他离开内地时，就曾回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1978年，可以回内地了。曾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兑现他在东山中学、港英桥头的誓言。

       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慷慨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以及崭新的教学楼，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

       一笔一笔在当时堪称巨资的捐款被他送到家乡，送到整个内地。再之后，是事业发展越大，捐赠金额越大。

       1992年，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终断。”

       “去了香港几十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我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我的终生理想就是要报效祖国。”

       直到2019年9月20日去世前，曾宪梓都还在给内地捐款。

       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等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赤诚奉献。

       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宪梓不再是企业家，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一位伟大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