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瑞典媒体报道，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马悦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桃花源记》和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等，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并向西方介绍了《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

汉学家马悦然

南坡居士

      “2004年拜读了莫言发表在《上海文学》的《小说九段》之后，我才明白微型小说到底是啥子。从那时起，要是没别的事做，我偶尔会写一两篇微型小说自娱。”马悦然以“南坡居士”署名，用中文陆续写了60篇“微型小说”，加上妻子陈文芬的40篇小品文，两人联袂推出了一部笔记体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

       马悦然这位“洋居士”的微型小说别具一格，嘻嘻哈哈仿若酒后戏言。时而，他神游中国古代：骑着自行车回南北朝找寻子夜姑娘，让“李白那酒鬼”和讲究平仄的“杜老”来段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跟辛弃疾李清照他们对饮谈情发牢骚……谈古论今“摆龙门阵”，他用的是夹杂“啥子”、“莫来头”的川话语体，还用起“日每日”、“做那个啥”这般劲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学曹乃谦写他们北温窑的村里人……连莫言读后也叹服，赞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恶作剧，有圣哲般的睿言慧语，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掩卷沉思”。

       “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一下午聊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他又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可是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大陆作家在台北住了几天，曾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聊天。”马悦然喜欢莫言，就是因为莫言非常会讲故事：“你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水浒传》《西游记》《聊斋》的作者，莫言讲故事的能力就是从这些古代说书人学来的。”

       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优斯宏”，这位世界闻名的汉学家过着素朴的书斋生活，他的经济来源依靠退休金（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和写作收入。老人并没房产，长期租住在“燕鼻子住客之家”养老公寓。据陈文芬介绍，“这里很受欢迎，许多人申请要等15年才能排到队，入住的全是年过65岁的老人。”走在前头的马悦然立刻转身，向她温柔地纠正道：“但你是这里惟一的例外。”

       自1998年入住以来，马悦然搬了几次家才换到现在位于二楼的风景更好的房间。那是暮春时节，屋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白玉兰、迎春花、山毛榉，还有瑞典特有的柳树。

       马悦然的寓所不大，两室一厅不过70平米，中间十来平米的客厅就是他的书斋，屋内装饰简单，墙上几联蜀绣书法，另有几幅老友高行健的画作。书柜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诸桥辙次编纂的多卷《大汉和辞典》，这是马悦然最常用的中文工具书。客厅正中长条大方桌上，放着各地寄来的样书、刊物和他的戴尔电脑。

       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它的光闪频率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这里的主人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惟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他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翻译了自上古至当代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

        他爱《国风》里的“辣妹子”，读南北朝《子夜歌》会引起自己的情欲，钦羡“8世纪我的同胞们穿着熊皮在林中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在创作律诗和绝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

       多年前马悦然以中文写成自传性文集《另一种乡愁》，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为《在另一个世界游荡》。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都“在另一个世界游荡”。

汉学家马悦然与作家曹乃谦

“马可汗”中国行

       1944年，遥远的北欧，那个姓马尔姆奎斯特的瑞典小伙还在乌普萨拉大学修古典语文。“当时的人生目标是当个高中拉丁文和希腊文老师。”闲暇时，他读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艺术》，“林语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国学者还好！发现他对道教兴趣很深，于是我立马到图书馆借来《道德经》，但我发现英、法、德3种译本区别很大，就去请教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问他究竟哪个译文最好，他答：‘那些译本都一样糟。只有我译的是好的。’于是借给我那时还没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后我还去时，他就问我为何不直接学中文。我做了决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老师学中文了。”

       当时欧洲的中文授课颇似中国古代私塾，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以《左传》入门，比中国学生还古典地学了两年。“现在的读者会认为《左传》文体古老难懂，其实里头有很多当时的口语对话，很有戏剧性，精彩极了！”

       1947年，他开始把中国文学作品翻成瑞典文。“我记得我所翻译的头两篇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欧阳修的《秋声赋》。196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后才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上古、中古、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

       父亲曾任中学教师，他从小跟着家人迁徙各地，习惯用耳朵记方言，也善说方言。1948年马悦然被高本汉派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时，他还说不了太多日常会话，但从上海到重庆，再到成都，他仅用两个月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内做了8个月的方言调查。“当时我的中文名是马可汗，当地人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后来朋友帮我取了马悦然这个名字。”

        起初，寺里小和尚都有点怕这个“马洋人”：他鼻子好大！他眼睛是绿的！好吓人哦！当小和尚们发现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便视其为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着一首内容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马悦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这个“中国洋女婿”最爱川菜麻婆豆腐：“为什么呢？因为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怕不辣的人肯定会欣赏。”

       1956至1958年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从学术方面来看，那3年没什么收获，但我有机会跟一些作家见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齐放’……我也不喜欢外交官的生活，非常无聊，每天有人要请你吃饭，应酬太多了。”

马悦然与妻子陈文芬

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

        半个世纪以来，马悦然译成瑞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据说，1950年代仍健在的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见过，并与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马悦然最欣赏沈从文。他回忆起沈从文时有些伤感：“我们1981年、1982年时见过两三次面，记得我头一次去拜访，他的妻子张兆和就悄悄跟我说，‘千万不要问他古董的事，他一开始就讲不完了。’沈从文是个好人，问他关于丁玲的问题，他就说‘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说了。丁玲对他有很多攻击，但他不说人家的坏话。那时我在北京只有几天，要赶很多采访。我们11点多到沈从文家，还有汪曾祺陪着，在他家里，我就听到厨房咚咚咚地在准备，到下午1点钟我站起来说要走了，他们看起来很失望。”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当时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用议事锤敲桌子，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

      “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里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1990年代初，马悦然在一本山西文学刊物上发现了山西作家曹乃谦。这个“乡巴佬”笔下的雁北，就像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让他感动，“温家窑离我瑞典家乡似乎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他深信，“要是沈从文在世，他也会欣赏”。

       2005年，马悦然去了“温家窑”，“吃油糕，吃莜面，住窑房，听乃谦唱要饭调”，村里人听这老外说这说那尽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连南梁、西沟、圪塄地这样的地名他也知道，惊得直嚷嚷：“这老外简直简（“简直简”是雁北方言，加强语气）是太日能了。”喜欢民间文化的马悦然，说赵本山的小品“好玩儿。俗气一点没关系的。”他和妻子陈文芬结缘，最早就是一起去看台湾相当本土的小西园布袋戏。

       马悦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真到魂牵梦萦的地步了：“1958年，我头一次到上海博物馆，看到刚出土的一个青铜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到博物馆去，那时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个博物馆的管理员，问他这个大青铜器多少钱。他说这是博物馆的，不卖的。啊？我说，这个可以商量嘛。最后我说服他带我去见领导：哎，你这东西到底要多少钱？他就要告诉我多少钱时，我就醒过来了。醒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该这样的。”

        1950年代的中国作家，跟马悦然最合得来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在英美都呆过几年，看惯了外国人，跟他讲话很自在。他那时是作协副主席，1956年是个好年头，是‘百花齐放’开始的那年，我可以跟中国作家见面，尤其是我认识老舍。冯至是很好的诗人，卞之琳也是，他的诗不好懂，是一个朦胧诗人，北岛、杨炼、顾城说他们发明了朦胧诗，其实卞之琳比他们朦胧一万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