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耀，印尼爱国华侨、企业家、艺术收藏家，余德耀美术馆创始人，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获得者。在与疾病抗争6年之后，于2022年3月18日病逝。

       2017年8月13日在余德耀美术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颁发给了余德耀，这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勋章之一。曾经得到这一荣誉的华人只有董建华、陈竺等寥寥几人。

       历来这种荣誉勋章的海外颁奖都在领馆，意即在法兰西的属地授勋，这一次移到美术馆也是破例。大伙儿都知道，余先生病重，要为他节省体力。在他的主场授勋，亦可视作对他这些年在艺术领域的功勋进行褒奖。

       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这位印尼的农业大亨秉承了老派华侨企业家的传统，认为做大于说，对频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总有一丝不习惯和不认同。他的团队不断地说服他——民营美术馆是文化的事业，又是起步阶段，曝光率很重要，艺术普及总是需要人出面鼓与呼——他才在美术馆开幕前后接受了几家媒体的访问，之后，又是沉寂。

       2015年，他查出胰腺癌晚期。这几年的日子，除了配合治疗，他就在担心：在他身后，美术馆将往何处去？他的那么多收藏将往何处去？他物色、走访了许多地方，想寻址建造永久展馆，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我有比较完整的收藏，这一批东西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宝藏。这个历史阶段现在只有两个人有比较完整的系统性收藏，第一个是希克先生，但是他已经捐给了香港，第二个就是我。当然香港方面也一直在找我，希望我能够捐赠，或者长期借展。但是我想，如果将来，中国的学子、艺术家、学者，或者任何一个对艺术有爱好的人士，他们想要真正地学习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脉络，却不能在大陆任何一个机构看到完整的系统展示，而是要去香港看，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交足十年学费

       余德耀生于雅加达，长于新加坡，他从生产畜牧业起家，后成为印尼很成功的农业企业家。2004年开始介入收藏，一开始纯粹出于兴趣，“见好就收”。这种完全基于个人直觉的收藏并不总是正确，他买过不少事后让他后悔的烂东西，但是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磨炼出了判断力。

       收藏界有个共识，积年的藏家有时甚至比鉴定专家更专业。无它，只因他们是要自掏腰包真金白银买东西的，不像鉴定专家只需动动口舌，不担太大的风险，较真程度也就天然缺了一截。余先生收藏到第三年还在苦恼，有一次，他跟严培明聊天诉冤枉：你看，我大价钱也花了，可还常常买不到好东西，老是交学费，这是为什么？

       严培明哈哈一笑：余先生，十年寒窗苦，你现在才第三年，还有七年的学费，总是要交的。

       这句话并没有让余德耀焦虑，反倒令他释然了，既然是必经的历程，那么，来吧！他有意识地补充相应的艺术知识，也交了许多诚挚的艺术圈通人，向那些学问人品都出色的学者和策展人请教，浓厚的兴趣加上学习能力让他没有走太久的弯路，待到第四年、第五年，他明显上了正轨，收藏的眼光和藏品的品质都有了质的飞跃。

       余德耀对装置艺术着迷，不光是因为体量和与之匹配的雄心，他觉得强烈而直观的艺术形式，已经超出了美学的范畴，可以承载政治、哲学、心理、社会、人类学等复杂层面的意义，观点更加丰富和多元，“装置艺术可以说是三维艺术，也可以是四维艺术，甚至五维艺术，包含着时间线索。当然很多装置艺术是很难收的，并不是每一个藏家都愿意收这个。”

       九千平方米的余德耀美术馆可用于展陈的空间约六千平方米，而余德耀目前的全部收藏如果陈列的话，最保守估计也需要两万平方米。现有的美术馆没有办法呈现这些作品的全貌，因为一旦铺开，就不能做其他展览了。这也是他现在仍在寻找藏品永久陈列馆的原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反而成了余德耀在收藏上的丰收年。那一年，美国大宗商品都在暴跌，玉米、大豆粉最严重的时候价格跌掉一半，而这些恰恰是余德耀食品行业的原料成本，他反而成为在经济危机中获益的人。“大家都在困难当中，反而我的收益非常好，那时候艺术市场很乱，到处都在抛售，特别是国外的基金会，很多好东西流出来，而且便宜，我用很合理的价格就接手了。”包括尤伦斯流出来的作品，他也在随后的几年里从拍卖会上接手了不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涉足收藏的最初两年，余德耀“很疯狂地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当时正好他有个朋友在印尼建shopping mall，他就买下了整个顶层，12米挑高的大空间，1200平方，壮观又漂亮。他就想做个私人club，把那些气派的大装置放在这里，然后可以在高雅的艺术气氛里请客待友，吃吃饭喝喝酒。然而，在装修的过程中，他的想法渐渐变了，“你做一个私人的东西，一千多平米，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来看。我就想到中国的一句老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虽然申请了美术馆的牌照，也免费供人参观，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的氛围并不太好，观者寥寥。“我们开了五六年，办了很多很好的展览，”他特意留心每天的人流量，“开幕当天一般有几百个人来，开幕过后，每天就三十个人、五十个人。”

       他很痛心，甚至有一种明珠暗投的感觉，觉得浪费了这么好的艺术，于是他决心把美术馆带到中国，带回它们的故乡。

       美术馆选址一直在进行，先是在北京宋庄，后来移到上海嘉定。中国变化太快，要找一处规则明晰、能安心做事情的地方并不容易，烦恼的时候，他曾在微博哀叹：爱国无门。

       时任徐汇区区委书记孙继伟，也是之前带余德耀去嘉定的引路人，看到了那条微博，因为当时徐汇正有打造西岸文化艺术区块的想法，就领着余德耀看了几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龙华庙隔壁的一块地，我看了觉得靠近庙做当代艺术有点怪怪的。另外一块地，就是飞机库，我看到这个就不走了，就爱上它了，一见钟情，第三个地方我也不看了。”

收藏无需代劳

       上海这几年在当代艺术版图上的崛起，跟整个上海西岸艺术生态的完善不无关系，而在西岸艺术走廊中，余德耀美术馆和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尤其不可忽视。余德耀觉得，西岸是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文化崛起的成功案例，而他们有幸参与其间，见证了其飞速发展。

       拿下飞机库之后，余德耀请日本著名设计师藤本壮介对建筑重新进行设计改造。余德耀崇尚节能，一开始就跟建筑师讨论怎样能够比较环保地利用能源。“我们全部不用空调，就是因为通风设施做得好。我之前做畜牧业，每天跟风打交道。热是一个引擎，只要我们能疏导热空气往上走，人感觉到的空气就是一米两米，只要一直补充空气来就不会感觉热。”即使住酒店，他都会随手关灯，灯就是全球变暖的起源。

       因为想尽可能保留飞机库的原貌，改建比重建受限更大，进度很慢，经济和精神压力都比较大。到了2014年5月开幕的时候，余德耀的身体健康已经出现不好的信号。“当时经济不好，我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意本身压力也重，又必须买很多的作品去展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没有生意，完全不懂得怎么去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所以就走了很多很多弯路。其实那个时候我这个癌在身体里面已经开始长了。但当时不知道，也没有查。开幕的时候，我口腔上面长了一百多个口疮，暴瘦了七八公斤。”

       从2004年介入收藏，到2014年美术馆成立，被严培明言中，正好交足十年学费。

       开幕即亮相，圈里人都赶来看余先生到底收了多少好东西，据说当时香港巴塞尔有一半的VIP都飞来了上海。藏品展的策展人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家巫鸿，大家也想看看巫鸿挑选藏品的思路。

        张洹的《佛手》、孙原&彭禹的《自由》、黄永砯的《蛇塔》、徐冰的《烟草计划》、没顶公司的《平静》、王广义的《北京胡同的垃圾车》、隋建国的《地罣》、李晖的《门》杨福东的《黄小姐昨晚在M餐厅》……余德耀也有不少国际化的收藏，比如Mona Hatoum、奈良美智或崔有让，但是他的收藏重心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从架上到摄影，从装置到雕塑，线索十分清晰。

       收藏就像扣链，历史脉络上每一个重要的艺术家都是铁链的一环，每个艺术家又有不同的阶段，哪里缺一环，补上了，链条就逐渐完整起来。

把收藏永远留在中国

        让余德耀美术馆声名鹊起的一役是“雨屋”，在此之前，他只是在艺术业界有口碑，但大众对余德耀美术馆的认知并不充分。“雨屋”开展的时候，全上海的地铁里都贴了“雨屋”的海报，那些下着雨的房间的剪影照片更是在微博上掀起一阵传播旋风，二十多万人涌进上海西岸的余德耀美术馆展厅，要一睹这个奇幻的互动展览。

       另一个为余德耀美术馆攒下专业口碑的展览就是2016年的贾科梅蒂大展，虽然是私人美术馆，但是这个展览被誉为中国与法国之间最高级别的文化交流。

       除了《贾柯梅蒂回顾展》、《安迪·沃霍尔：影子》等国际级大师的个展，余德耀美术馆还做了大量旨在弘扬本土艺术家的学术性很强的展览，比如《南辕北辙：杨福东作品展》、《秦一峰展》、周力的《白影》、孙逊的《谶语实验室》、周铁海的《必须》等等，“我希望我们的美术馆能发掘和帮助本土的艺术家，而不是只有别人的东西。”

       中国民营美术馆只有短短十余年的历程，相应的法规、政策皆不完备，痛点很多。“比如经费，比如税收，我们需要很多经费来支持这个美术馆，如果有企业愿意赞助我们经费，在国外可以减税，这边没有办法减税，捐赠就做不成了。”

       他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很多伟大的公共美术馆前身都是私人美术馆，那也是他的理想。

       但是在中国，这意味着很长的发展道路。“我常常对我的团队讲，未来要靠你们去完成。我只能作为一个爱国侨胞，以我虔诚的心，希望这个美术馆继续下去，希望我的收藏能够永久地留在国内。当代艺术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艺术。将来再过几十年，给我们的子孙就有一个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