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克劳迪娅·杨的人，往往会惊讶于她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继而，为她随和的性情、丰富的学识、广博的见闻所折服。

       年少早慧，5岁结缘钢琴，旁通美声、古筝、二胡、竖琴、芭蕾，及后辗转奥地利维也纳，从400余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亲炙世界级钢琴巨匠保罗·巴杜拉-斯科达，获国际奖项无数……伴随着这位马来西亚华裔钢琴家的，是童话般梦幻的人生履历。

       “我是马来西亚人，但中国也是我的家。”克劳迪娅·杨说。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文化环境赋予了她开放的胸襟，而身上流淌着的中国血液又让她以自己的华人身份而自豪，出生于中马建交那一年的她，似乎注定要为中马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搭建艺术的桥梁。

       这位杰出的大马华裔钢琴家，人生不仅关乎音乐，更关乎时代、家庭、文化。当然，其中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一位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祖籍同安

       我的祖辈具体哪一年来到马来西亚已经无从稽考了，从我的“第四代华人”这一身份往前推测，应该就是清末民国的那段时间。我记得小时候填写过一个类似户口本的表格，当时祖籍那一栏我填的是“福建省同安县”。2011年我应福建省委统战部的邀请来到厦门，才知道同安已经变成了厦门的一个区。

       我母亲是从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毕业的，接受的主要是英文教育，但她骨子里却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华人妇女，她认为祖籍地的方言才是我们真正的“根”，而方言在学校是学不到的，所以在家中我们都是用闽南语沟通。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如此地热爱中国文化。

       马来西亚有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国语，由于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语也是必修的。但我们华人有专门的华语课，我还记得一开始学中文用的都是注音符号，后来才改成了繁体字教学。我所在的城市蔴坡有大量的福建移民，在家里我们主要讲闽南语，出门在外都讲普通话，但学校里面是不允许讲方言的，一定要讲马来语或者英语。

       小时候我家请了一位保洁阿姨，她有一天跟我母亲讲：“我看到邻居家的小孩子在练习钢琴，为什么不让阿芬（我的小名）也学学钢琴呢？”于是我母亲便动了让我学钢琴的念头。正好蔴坡当地开了一家雅马哈音乐学校，这所学校的性质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鲍蕙荞钢琴艺术培训学校这样的机构。我母亲知道后就带我去报班，我当时只有5岁，学校的老师认为我年龄太小，不适合上一对一的钢琴课，所以我先报了一个铃木幼儿音乐班，之后又读了雅马哈音乐学校自己的幼儿启蒙班，大约只上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的老师发现我挺有天分，建议我改上一对一的钢琴课，于是我就按部就班地跟随这位老师学习了。

       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位华人，但她的中文讲得不太好，我就是跟着这位陈老师学习，并参加“英皇考级”，中间还经历了跳级，考到八级的时候，我大概是12岁左右。

       蔴坡是一个文化之城，在文学领域出过很多优秀的人才，艺术底蕴也比较浓厚。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唱英文歌和粤语歌。我还有两个哥哥，他们在美术方面有很高的天分，我的大哥现在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摄影师，得过很多奖项；我的二哥读华校时，通过一位曾在台湾留学过的作曲家老师喜欢上了古典音乐，所以他经常跟我分享古典音乐和听音乐的一些心得。除此之外，蔴坡的一家商店里居然有卖古典音乐的磁带，我和我二哥就时不时地去那家店“淘宝”，我们还买了中国音乐的磁带，其中就有《黄河大合唱》和《黄河钢琴协奏曲》，甚至还有《走西口》这样的陕北民歌，我都特别喜欢，所以我的两位哥哥在艺术上也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2020年，克劳迪娅·杨荣获“奥地利音乐剧院奖”

维也纳深造

       那时候马来西亚华校生去台湾留学的居多，我的两个哥哥也都曾留学台湾，所以台湾原本是我出国的首选地。这时有个人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就是马来西亚首屈一指的男高音歌唱家陈容（1958-2011），他是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学习的声乐，获得过维也纳声乐比赛的前三名，深得帕瓦罗蒂的赏识，后来他还跟德累斯顿歌剧院签约，一名马来西亚华人能唱到德累斯顿歌剧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令人痛惜的是，他在2011年就突发心脏病过世了。

        初三那年我正在考虑出国的时候，我参加了陈容老师的声乐大师班，他真的是一位忠厚长者，还特别抽出时间跟我谈心，得知我想去台湾后，他感到非常不解：“你为什么要去台湾呢？古典音乐的发源地是欧洲啊，你要去就去古典音乐最发达的地方。我去过全世界许多地方，最喜欢的就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你干脆也去维也纳好了。”然而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什么渠道可以去维也纳，于是陈容老师帮我介绍了他在维也纳的一位朋友，让我在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有个照应，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去维也纳了。

       我的父母在严肃地询问了我的想法后，最终还是支持了我出国的决定。我很幸运能拥有这样伟大开明的父母，他们完全不懂音乐，却赞成我前往奥地利这样一个遥远且陌生的国度，但凡他们说一个“不”字，那我肯定就去不成了。得到家里的支持后，我通过一位朋友打听到吉隆坡有歌德学院可以学习德语，于是我每周末都坐大巴去吉隆坡学德语，从而打下了语言的基础，然后只身一人乘坐马航离开马来西亚，中途在迪拜转机，就这样来到了维也纳。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在钢琴和声乐之间有过动摇，到了维也纳之后，有一次视唱练耳课上，我的声乐老师就对我说：“我发现你唱歌很好听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而且学习钢琴竞争很激烈，你为何不考虑改学声乐呢？要不然这样，我带你去见声乐系的系主任吧！”结果那天声乐系的系主任正好不在，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如果那天声乐系系主任在的话，搞不好我就改走声乐道路了。当然我自己也思考过究竟要走哪条路，最终觉得钢琴的艺术生命更长久，所以还是选择了钢琴作为我的终身志业。

       抵达维也纳之后，我被安排到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今维也纳国立音乐与演艺大学）的宿舍住下，宿舍楼里有很多的琴房，所以琴声不断，那里的音乐氛围让我无比沉迷，而且帮助我来维也纳的陈容老师也曾经在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过，我就决定报考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了。

       当时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有演奏科和教育科之分，我报考的是演奏科，考试的第一轮是德语，第二轮是视唱练耳，第三轮才是主修科目。记得公布分数的那一天，我紧张得根本不敢去查成绩，特别拜托了一个朋友去学校帮我看，她给我打电话：“你考上了！而且你知道是谁收的你吗？最厉害的保罗·巴杜拉-斯科达！他已经很多年没收过徒弟了，你实在太幸运了！”

       那一年总共有四百多人报考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最后只有11个人考上，我是那11个人中的一个。

       跟随巴杜拉-斯科达的那几年，我学习的主要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但我想我从中获益最多的，还是对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位古典乐派大师作品的诠释，以及对于谱面和演奏风格的理性思考与掌握。

回到祖籍地

       第一次到中国的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1999年9月9日。当时是原文化部通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邀请我来中国演奏，独奏会是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结果那天晚上刘诗昆、周广仁、鲍蕙荞、石叔诚等中国老一辈的钢琴家都来了，因为我演奏的曲目里有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他们都很好奇一个马来西亚的女钢琴家会怎样在中国演绎这部俄罗斯的钢琴作品。那天我还骑着自行车沿着长安街走了一圈，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深感中国真是一个大国。可能因为我是华人吧，所以中国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亲切。

        2010年4月，立陶宛爱乐协会主席邀我去维尔纽斯国家爱乐厅与立陶宛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弹一首中国的钢琴协奏曲？”我就决定弹“黄河”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公演“黄河”。

        最后演出很成功，当地有一位乐评人在演出结束后对我说：“虽然我不明白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但是我从中听到了一个崛起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这让我无比的自豪，我觉得我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伟大民族的声音。

       我想我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来弹“黄河”，演奏时的那种情怀与中国本土的钢琴家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对小时候的我来说，中国其实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国度，但我12岁第一次听到“黄河”时，我真的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或许这就是血脉的力量。从那时起，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中国去表演这部伟大的作品。

       其实我们所说的 “向世界推广中国音乐”，主要面向的还是西方国家的听众。他们对中国民乐基本没有什么太深入的了解，而且他们的耳朵更喜欢和谐的声音，民乐合奏发出的声响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尖锐，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形式上做更多的考量，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推广中国音乐。现在中国的交响乐演奏水平越来越高，以西方乐器来表达中国音乐这种形式的普及逐渐成为可能，“梁祝”和“黄河”其实已经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涌现出更多这样的优秀作品，帮助中国音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011年李斯特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我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音乐厅举办了李斯特的专场音乐会，还到集美大学开设大师班，那也是我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地厦门。

       我现在来到中国生活，我相信随着中国的音乐厅和剧院等文化设施建设的提升，学习古典音乐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未来全世界最大的古典音乐市场一定就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