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 王梆漂泊在伦敦，身兼“穷人”“移民工”和“外来女”三重身份：表面上是某中文杂志的特约记者，游走于巴宝莉新装发布会、泰特美术馆或英国国家芭蕾舞团之间，实际上是住在贫民区，是摄政王大街古董表店专拉中国游客的售卖翻译，是大雪天上门服务的瑜伽老师。

       在不同阶层之间换脸求生，塑造了王梆这12年里最关心的问题：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物质生活的贫瘠很快过去，王梆延展了提问：人如何有尊严地变老？远离故土的飘零感没有因为过起英式生活而消失。为了对抗“空心”的焦虑感，她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30英里的圆，耕作土地、拜访乡里、参与社团，如蜗牛般一点点丈量“附近”的全貌。

       尊严与在地造乡都被王梆记录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该书于2022年春出版后备受好评，截至9月已加印4次。她以“英国观察”为切入点，记录了贫穷与制度、乡村与城市、脱欧与留欧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贫穷的质感》出版三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了王梆的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

生锈

       检查结果显示，王梆的免疫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治疗效果颇佳，但她比过往更容易感到疲惫，比如每日的跑步里程从10公里变成5公里；比如曾经热爱的挖土——在一块如篮球场大小的廉租自耕地上播种、收获——被迫搁置。

       最早出现的病征是皮疹，王梆去年秋天休息了三个月。“我怀疑是因为没有运动，所以身体才变得糟糕。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每天都做一件事，你就会有一个时间表，就像练琴一样。但如果你停下来，你身体就会各种生锈，变成被废弃的机器。”王梆说。

       她解释，自己加入民间互助组织，是因为必须找个地方做点事，发挥自己的能力。“你不能把我放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的环境中，那我就成了废铁，所有的心气和能力都会被磨掉。”

       如果不离开故土，王梆的人生或许会生锈。正是从幼年开始，父母就把“顺从”像衣服一样缝在女儿身上。王梆所做的，就是脱掉“顺从”，穿上更适合自己的衣服。尽管这是自我解放的积极行为，但仍然会让人感到痛苦。

       14岁时，王梆离家出走，偷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和母亲的几件漂亮衣裳。她幻想自己是孤儿，坐大船南下广州，在街上晃荡数日，藏在女厕所过夜。

       记忆里也留下了母亲的质问：“为什么？我们哪一点亏待你了？你竟要离家出走？走时还偷了我的衣服？”

      “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父权和厌女的环境中，一个极度家长式的家庭。父母对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服从，如果你违反了父母的规划，就被认为是无药可救、冥顽不化。我成为今天的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把原来那套体系抛在后面。”王梆说。

漂泊

       2010年，王梆前往伦敦，加入她的制片人的工作室。是年，她36岁，在“三十而立”的围剿中反复闪躲。“想到回国可能又要面对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面对的一些问题，于是便起了留在英国的念头。”

       去伦敦前，她做过记者，也是自由撰稿人、编剧和纪录片导演。她出版过小说集和随笔集，也得过一些奖。她居住在广州自购的一间小公寓里，有许多喜爱文化艺术的朋友。可在伦敦待半年后，她拿着仅有的一千欧元——一个德国电影节给予导演的放映酬劳，开始寻找住所。

       王梆与制片人产生巨大分歧。浸淫在独立电影中的青春期塑造了她的原则：导演必须直面与商业世界的冲突，忠于自己的叙事。

       与制片人分道扬镳后，王梆在好心朋友的沙发上睡了几宿，开始想要租房。她当时所能负担的，仅有伦敦贫民区里一个如厕所那样狭小的单间，每周房租近一百英镑。睡觉时双腿无法伸直，闭上眼睛，脑中就跳出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描述的那张“要抱着膝盖”才能“把自己安置进去”的矿工的单人床。

       她吃3.25英镑一大袋，每袋能下20碗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在慈善店淘3.29英镑的裙子和4.99英镑的外套；去艺术工作室的开放日享用免费的甜点酒水。

       她仍以写作为主业——即使稿费与伦敦的物价相比显得微薄且寒酸，有时也接些听起来不太靠谱的活儿填牙缝：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名称，为第四频道的纪录片翻译日常对话，或是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王梆确实有瑜伽教师资格证书。

       “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呢？”这是个老问题。时不时会有人对王梆说，在广州，她不至于如此窘迫。只是，倘若如此，她就要向自己怀疑的一切低头。王梆说，“既然我和爹妈说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我当时想这条路能有多难？”

       她并非身无所长。尽管挣钱很费力，但王梆能挣到钱。她是一个专栏作者，还兼职做小工：一对一的瑜伽课每小时能赚15英镑，一对一的推拿一次能赚40到45镑。

异乡

       关于贫穷的细节，王梆能说的还有很多。在书籍中，她准确地记录了商品折后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借用王小波的话就是：“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

       “无非就是物质上苦一点，但内心很饱满。”王梆说。

       只需要5英镑，一碗唐人街牛肉面的价格，她就能在国王学院侧门的一个小酒吧听独白剧，在拉法加广场不远处的一个环形广场观赏莎士比亚的悲剧。刀光火影，水磨功夫，连盔甲据说都是按都铎王朝的织物法，一针一线穿起来的。她曾钻入一块黑布中，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找到一个洞眼，从洞眼探出脑袋看《麦克白》，双眼被舞台烟幕喷得血红。

       在伦敦，36岁的王梆常被称为“Young lady”。她结识了几位伦敦女友，都是大龄未婚女青年，每个人自有困扰，但都与婚嫁无关。

       远离大家族，身处一个对女性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王梆是自由的，如同一颗灵活的种子，慢慢地游走于英国，被宽容滋养着，生根发芽。

       在旧时的故土，王梆的母亲亦是厌女与父权文化的受害者。1980年代初返城运动前夕，母亲用蓝粗布给自己缝了一条裙子，坐在家门口对着晒谷场练吉他，被父亲斥责抢风头、搞修正主义。离婚时，父亲在一周内找到了年龄相仿的再婚对象，40岁出头的母亲净身出户，因已育两孩，相亲经历大多是六旬老人找贴身护工。

       与许多母女关系一样，母亲的经历与选择烙印在王梆身上，并最终以反叛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为女性，我很自豪；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管它什么风向；年龄、体形和外貌，以至婚姻，通通不是检验一个女人幸福的标尺，思想才是。”

       异乡将“自由”从书中的词语变成了具体的氛围，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与当下生活重合起来，脑海中的意识不断被唤醒。“真正的身份认同，就像是空气一样，你每天都能呼吸到。”王梆说。

       她探访了妇女研究机构，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像钩织花布那样遍布并连接社区的妇女组织。每个月，大家坐在一起或讨论或投决公共议题，然后联谊：这个月分享自制蛋糕，选出社区蛋糕女王，下个月展示彼此的手工布偶，选出社区布偶女王。

       王梆也目睹了资本主义的残酷：英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跌至2007年的水平。不仅如此，一股卷土重来的右翼风暴席卷全球，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理想世界的期待被过往的阴暗与诡异再次覆盖。特朗普鼓吹的保守主义复兴特权阶级价值观；弗吉尼亚州的极右组织重举纳粹旗帜……

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2015年，杰里米·科尔宾高票当选工党党魁，成为当时保守党右翼政府的一股强大阻力。科尔宾主张增加富人税，减少军费开支，支持移民，支持更多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保守党越将他们视如寇仇，我就越想看他们手中的法器。”好奇心使然，王梆像所有向往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左派一样，决定加入工党。面对结构性的不公与不平，她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还当选了自己所在选区的BAME工党发言人。

       从历史来看，政治行为会分裂人群，鲜少真正地促进团结。对王梆来说，她希望人们能够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在真实的日常中，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常常被具体的生活遮蔽、甚至消解。新书出版后，王梆最常被问到的是：你在英国有没有被歧视？

       “我没有被人面对面地歧视过，但英国社会中的结构性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脱欧过程中对移民的仇恨和歧视，但这不是显性的，是非常隐蔽的敌意。虽然我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因为我的肤色、长相就把我赶出去的人，但遭遇网络暴力是常有的事，人们进入虚拟社会后，就立刻变成了键盘党，口诛笔伐，无所顾忌。在集会、游行中，也能经常看到赤裸裸的歧视，歧视变成政治口号，一些极右主义者会与移民产生肢体冲突。”

       离开工党后，王梆花了近两年时间走访民间社团、撰写《英国民间观察》。对于民间社团，她并不陌生，早在2014年初到2015年初，她就是“老年英国”的义工，每周定期上门看望孤寡老人；2018到2021年，她是食物银行的义工，为有需要的人士发配救济食品；俄乌冲突爆发后，她加入了当地的难民救助机构……参与社区活动为王梆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机：结交了不少朋友，不再因为外来者的身份而备感孤独。她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具体生活能够创造人与人的连接，能够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在伦敦，王梆因一次线上诗歌朗读论坛与一位英国诗人相爱。两人结婚后，一起搬去了英国乡村居住。尽管她融入了丈夫的英国家庭，但仍随时会被焦虑与孤独侵袭，“我的焦虑是一种异乡人的焦虑，是海德格尔笔下那种‘无乡’的焦虑。”王梆说。

       民间社团就像微创手术，在巨大的混沌和黑暗里，年复一年，缓慢而和平地，修复着一小块乾坤。参与者通过细小而具体的行动，团结在一起，获得一种全新的社会认同。王梆在书中总结。对王梆来说，加入工党的经历和民间社团的经历，就是陌生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汇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