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60年代，周光召在国际学术界“消失”了。

        欧洲、美国的科研机构纷纷向周光召发出访问邀请，还提出承担全部费用，如此殊荣在当时的中国物理界是独一份。可这些邀请都如石头扔进大海，毫无回应。他们找不到周光召了。

       与此同时，北京花园路上一幢4层小灰楼里，却多了一名青年的身影，白净的脸，短衣短裤，中等身材，因为对花粉过敏，总戴着口罩，路过的人向他打招呼，叫他“老周”。

       1967年6月17日晚上，在这栋小灰楼上班的人们发现，大门口的地上突然多了一张纸，红彤彤的，凑近一看，是《人民日报》发出的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喜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参与了氢弹研究的杜祥琬说，不知道谁了解到我们院是做这个事的，就把喜报贴到大门口的地上。

       杜祥琬口中的“我们院”， 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九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群星璀璨。

       当时欧美物理界都在寻找的周光召，就“隐身”在这栋小灰楼，也是托举氢弹爆炸成功背后有力的一双手。

        到今天，那声来自新疆罗布泊的氢弹爆炸成功的巨响已过去整整55年，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仅3位健在，周光召是其中之一。他刚刚过了93岁高龄的生日。

“天才科学家”回国

       周光召是以天才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九院理论部的。

       1961年5月他到来时，已有好多同事“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比周光召早几年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记得，大学就在一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杂志上看到周光召的报道，那时周光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以下简称杜布纳）工作，报道称赞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

        胡思得所说的杜布纳，当时聚集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科学家，科研水平全球领先。周光召4年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远播。

       后来与周光召相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就是那时第一次听说周光召的：“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我记得很清楚，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好几篇文章我都仔细研究过，而且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都是大家热烈讨论的题目。”

       正当周光召在科学界崭露头角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去留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恰在此时，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赴苏，与周光召有一次长谈，就中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

       “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周光召日后回忆道。

1957年，周光召（右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爆炸成功率99%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试验前夜的10月15日，周光召突然从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那里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认真估算一下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布置任务的是周恩来。

       这颗原子弹所代表的重大意义让大家必须慎之又慎，刘杰说：“不正式爆炸，没有结果以前，那是提心吊胆的，大家都在紧张。”

       在不到16个小时中，周光召抓住要害，精准筛选出有效参数，连夜计算，确认爆炸成功的概率超过99%，除不可控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这为10月16日15时准时起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重要保障。

      “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比预想中）早了一两年。”杨振宁说。他记得美国报纸陆续有报道说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是哪些人物，周光召的名字屡屡出现在《纽约时报》上。

       1963年，理论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突破氢弹原理上来。

       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的大纲：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当于敏领衔的攻关团队率先成功后，周光召又迅速集中精力，协助于敏。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那半年可真够赶的。”回忆起从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的那半年，杜祥琬笑了。

       当时法国也在探索氢弹，为了抢在法国前面爆炸，长中国人的志气，时任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的周光召鼓励大家咬紧牙关，理论部大楼每天晚上都是灯火辉煌。

       “大家很默契地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也不需要特地加油打气，我们都有切身感受，知道中国一定要站起来，爱国从来都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杜祥琬说。

        1999年9月18日，周光召获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可他自觉受之有愧，“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十万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果要评价我其中的贡献，那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1974年，邓稼先（左二）、周光召（右二）、杨振宁（右一）游览北京颐和园时的合影

       1990年左右，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前左一）在黄淮海地区考察工作

忙碌的晚年

       周光召是突然病倒的。

       那原本是一场交担子的会议。82岁的他把“973”计划专家顾问组组长的身份移交给了已卸任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他是应邀前来和大家交流经验的。

       他还谈了一些心得体会，想多讲几句，但感到体力难支，提前结束了发言。“冠华，我有点累，就不讲了。”他低声说。

       可没过多久，会议现场的人看到，主席台上的周光召从椅子上偏倒下来。那一天是2011年11月15日。此后他再没离开过医院。

       周光召的晚年是忙碌的。

       从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院长任上退下后，他从1996年起担任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联系全国科技工作者，促进科学的普及和推广，自称科普工作的“开路小工”。

       同时，他还参与着科技界重大事项的讨论与决策，“973”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老师很少对我们谈他以前的经历，也很少提及他在‘两弹’中的贡献。”周光召的学生吴岳良说：“他认为如果事情是团队一起做的，就不要再把主要贡献、次要贡献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大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不强调自己，他的心和情总放在别人身上。

       中科院办公厅原主任李云玲还记得，周光召刚就任中科院院长那几年，院里经费非常紧张，有的所连发工资都困难。一些中年科技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周光召为此痛心不已。1991年他在全院年度工作会议上说到这种情况，哽咽良久，说不出话来。

       所有认识周光召的人，无一例外都提到周光召的人格魅力。徐冠华认为，这和工作无关，周光召就是一个爱人的人。

       这样的故事特别特别多。

       吴岳良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读书时，老师常在周末带着他们去外面改善伙食，半只鸡或一只鸡，桌上是一定会有的，“改善伙食肯定要有肉嘛”。

       下班看到学生们在打乒乓球，周光召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他的球技很不错，常常获胜。

       空闲时，周光召还“发”面包给学生吃，从和面、揉筋、发酵、塑形到烤制都由他一人完成。“是那种欧式面包，他做得很好。我从德国回来时还特地带了专用酵母粉给他。”吴岳良“呵呵呵”地笑。

       这样的爱人之心，也在师生之间默契传递。

       2007年离世的彭桓武是周光召的老师。周光召非常尊敬老师，每逢大年三十，总要去彭桓武家拜年。吴岳良也延续了这一传统，要分别上门给周光召和彭桓武拜年。

       彭桓武曾用一个比喻形容自己在“两弹”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我就是老房门口的那一对石狮子，只需要“把住门”，其他的交给年轻人去做。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对“石狮子”从彭桓武变为周光召，如今又换成了吴岳良——他仍然带着学生扎在科研第一线，“发挥年轻人的创造性，这是我特别希望做到的事情”。

2001年前后，吴岳良去周光召家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