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美区侨英街道孙厝社区，有一座闽南三合院式古厝。该建筑占地面积仅百余平方米，主体大厝低矮破旧，没有任何雕饰的马鞍脊屋顶平平无奇；天井仅几平方米见方，十分逼仄；外墙裸露的条石和砖块上简单涂抹着砂浆。这些无不透露着浓浓的年代感，在周边一众新建的高大楼房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若不是事先有所了解，很难想象这里竟然是曾经建立了庞大的森林商业帝国、坐拥亿万财富的新加坡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侨领孙炳炎的故居。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衣锦”还乡之后甚至连翻修老宅都舍不得的“悭吝”之人，对于新加坡和祖籍国中国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却向来不遗余力，把公益当作自己永恒的事业来做，为社会公益事业倾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和财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究竟是如何定义俭与奢的呢？在义与利之间，他又会作出怎样的取舍？

爱拼敢赢，善通时变，创造亿万财富

       闽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有崇商尚利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闽南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也与由此形成的闽南人灵活变通的性格有关。闽南地处福建南端，背山面海，地少人多，土地贫瘠，所出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的激发下，闽南人不得不在农业之外另求生计，诸业并举，而濒海的便利条件也使这里很早就形成了经商尤其是与海外通商的传统，从而养成了闽南人崇商尚利、爱拼敢赢、勇于进取的文化精神。生于斯，少年时代长于斯，长期受到闽南文化浸染的孙炳炎自然也不例外。

       1912年农历正月初六，孙炳炎出生在厦门集美滨海的一个小渔村——同安县仁德里孙厝社，他的童年就在位于孙厝的这座简陋的古厝中度过。陪伴他度过童年的，还有父亲利用住家一角开设的小杂货铺。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下，孙炳炎自然对经商既不排斥也不陌生，从小的耳濡目染甚至使他对经商获利生出几分兴趣。1926年，年仅14岁的孙炳炎奉父函召，跟随母亲南渡谋生。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后，他发扬了闽南人崇商尚利的传统，白手起家，从杂货店、小酒馆的学徒、伙计做起，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微薄薪水为创业基金，仅用了六年时间，就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完成了由学徒到老板的身份转变。此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和精心经营，从小到大，逐步建设起庞大的森林商业帝国，收获了大量的财富。

       闽南人重商务实、讲求实利的传统使孙炳炎天生就对财富十分敏感，对财富的获得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执行力，既爱拼争胜、勇于冒险，又具有善观时变、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用曾任孙炳炎先生秘书的新加坡著名华文作家孙泽宇先生的话来说，孙炳炎经营企业极富前瞻性，“样样都走在前面”，并不囿于某一行业或是某一地域，而是放眼全球，根据对商界风云变幻和各国政策变动的解读和预判，主动开拓进取，不断开疆拓土，因此自然能够先人一步，化不可能为可能，在收获财富的道路上抢尽先机。

利取正途，信义为本，重义甚于重利

       千百年来，崇商尚利的思想深深根植于每一个闽南人心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闽商，但也不可避免地伴生出一些负面的问题。在闽南民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杀头买卖有人做，蚀本生意无人做”的说法。明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也曾尖锐地指出：“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因此，出于崇利、趋利的心理，闽南人在经商时往往敢于冒险甚至犯禁，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但这种逐利心理若不加以规范，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会由重商崇利、勇于进取变成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甚至罔顾国家法律与社会道德，见利忘义。而在财富与信义的关系问题上，孙炳炎在秉承闽南人崇商尚利传统的同时，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重利而不伤义”乃至“重义轻利”思想的强调和坚持。

       2002年孙炳炎去世后，怡和轩同仁们以及厦门华侨博物院前副院长陈毅明教授在纪念文章中都曾提及孙炳炎的人生哲学：勤劳；讲信用；谦虚；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所列条目中，诚信待人、信义为本是其处世的重中之重。

       回忆起自己的从商经历，孙炳炎曾经总结了两点，一点是现代管理制度，而另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讲求信义。他说，自己“没有大资本，又没有靠山”，所以“树立公司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绝不拖欠人家的账目”。孙炳炎也总是以此教育子女。孙炳炎先生的五公子孙铖得说：“父亲一再教导我们，‘人无信不立’，赚钱多少是其次，做人最要紧的是守信用。”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从不轻易拖欠钱款，他若借了别人的的钱，一旦手头稍缓，即便还款期限未至，也会主动打电话提醒对方前来拿钱。正是靠着讲求信义，小小的森林公司才能得到生意伙伴的信任与拥戴，得以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

       因为重信义，孙炳炎经常跟家人、朋友提到“吃亏是福”这句闽南家乡的俗谚。这句俗谚与“讲信义、重信用”紧密相连：金钱固然重要，但正因为重信守诺，所以才不会一味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损害信义；反而言之，有时为了信义，哪怕在金钱上有些亏损也是可以接受的。孙炳炎的宗亲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吉龙先生在接受访谈时对此深有感触：“上世纪80年代末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炳炎先生的金融项目资金链断裂。他本来可以宣告破产，免去相关经济责任，但这样购买的人就大亏了。炳炎先生秉持正直诚实的态度，讲究信用，仍按照期限将发行的证券回收，宁可自己亏损，也不让持有者蒙受经济损失。”因为重信守诺，处置有方，金融风暴过后，森林企业不仅没有破产，反而在社会上赢得了好名声。

       孙炳炎始终把利与义紧密相连。在新加坡，森林企业的每一次转型、发展始终都顾及到新加坡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孙炳炎重义轻利的人生信条。新中国成立以后，孙炳炎不惜冒着被扣上“红色商人”帽子的风险，坚持与中国展开商贸合作，通过森林企业代理经销中国产品，帮助中国冲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投资环境、投资政策尚不成熟，孙炳炎却甘冒风险，身先士卒，带头到中国投资创业……这一件件，一桩桩，其中固然有对商业获利的考量，但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一名海外游子热爱祖国、造福桑梓的感人大义。对他来说，赚钱盈利固然重要，但作为国家、社会之一员，重义远甚于获利。

简单生活，慷慨公益，诠释资本精神

       对于金钱和财富，孙炳炎不仅取之有方、取之有道，而且取而能舍、舍之有道，表现出对财富价值观的深刻体认。

       “我参加社会工作，主要是受陈嘉庚先生的影响和指导。那时我还年轻，刚刚出道不久，陈老先生鼓励我出来参加社会工作。”孙炳炎说，嘉庚伯那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毁家兴学的精神让他深深感佩。受陈嘉庚精神的影响，孙炳炎在发展事业之余，始终秉持“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念，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孙炳炎对金钱和财富有着非常达观的认识，他经常说，“钱不能收久，收久会臭，死了一分也不值”。一方面，这是孙炳炎从自身多年的从商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金钱不是静止不动的，必须通过不断地流转，使钱再“生”钱，从而不间断地实现资本增值；而另一方面则是从财富的价值角度提出，钱财要用了才能实现价值。而对于如何使用，孙炳炎有自己的原则，他曾经说：“人的一生，赚再多的钱也是要花的，所以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该用的地方再多的钱都要花，不该用的一分钱都不花。”

       他自己在生活上自奉甚俭，平日三餐，地瓜稀饭、葱头油炒米粉足矣。他生活低调，一切亲力亲为，年纪很大了还常常自己驾车出行甚至接送朋友。他对待儿女严慈有度，坚决不让孩子养成大手大脚的坏毛病。但与简朴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炳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慷慨大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厦门一地，孙炳炎捐赠的善款面上金额就超过了千万元之巨。

       可见，对于如何让钱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孙炳炎先生心里有一杆秤。在他看来，钱财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用以服务社会、国家的一个工具、一个凭借，只有将金钱用在社会上，使其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让金钱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才能真正实现财富的社会价值。这与陈嘉庚先生提出的“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的财富价值观如出一辙。而另一寓意相似的“井水越提泉越涌”也是孙炳炎时常向身边的亲友提起的一句闽南俗谚，马来西亚著名华界领袖、帝亿置地成功集团总裁丹斯里拿督林顺平先生就是其中一个。林先生说，孙炳炎曾对他说，从事公益慈善好比赠人井水，井水越提泉越涌、越提越清澈，而倘若留着不用，反倒容易变成脏水、死水。

       卢德之在《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一书中曾将这种全新的财富价值观称之为“资本精神”，并将现代慈善诠释为资本与共享强有力的结合，即财富所有者与社会大众的共享。对于这样一种现代的资本精神，不得不说，孙炳炎是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的。终其一生，经商和公益是其最为重视的两样工作，但他却能“经商不忘公益，利己兼利天下”，把公益慈善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既出钱又出力，不惜血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

       因为长期坚持在多个社团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占用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孙炳炎先生难以专心关注森林集团事业的发展。但即便最后企业收盘，他也还是能以一句“鸡大了总要让它跑掉”淡然应对，言外之意颇耐人寻味：虽然不是自己的了，但鸡还在嘛。虽然不再控股，但森林企业还是社会的财富。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现代资本精神的最高体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商人的本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如何正确对待金钱财富却是一个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人生命题。孙炳炎在继承闽南人崇商尚利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改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义利的取舍问题上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一生所获嘉奖无数：1964年，荣膺新加坡首任总统尤索夫颁赐BBM公共服务星章；1968年，荣获圣约翰勋章；1990年，获新加坡教育部首颁“教育服务奖”；1995年，被授予“长春市荣誉市民”称号；1997年，被授予“厦门市荣誉市民”称号……对于名利，他从不在意，但对于他的付出和奉献，社会和人民给予了最高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