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教授的新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一部关于林语堂跨文化人生的智性传记，通过把林语堂立为与鲁迅、胡适并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坐标，重估了林语堂留给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国众多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中独树一帜，与他长期游走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经历密切相关。林语堂留学和在海外定居的经历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的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经常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个人和非政府机构，林语堂一生在中美之间穿梭，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获得了在西方生活的真实体验，而且接触了美德两国人文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文化有了更为成熟的看法，随后他利用自己所学，参与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改良事业。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林语堂移居美国，写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著作并获得巨大成功。

       他看到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由于过度追求效率和成功而导致精神上的困惑和迷茫，而他描述的中国文化崇尚幽默、性灵和闲适正好契合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需求。也就是说，林语堂加入了美国社会的精神建构，参与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他的经历也因此真正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

19世纪40年代的林语堂

跨文化之旅

       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开启于191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他1919年9月入学，1920年6月离开，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这段留学美国的经历时间不长，但是对塑造林语堂一生的思想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虽然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清朝留美幼童，但是真正蔚然成风则是甲午战争后开启的一波又一波留学日本的热潮。日本在地理上距离中国较近，留日的花费相对较低，而且日语对中国人来说较易掌握等，都是促使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人首选日本作为留学对象国的因素。

       当然，中国人留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甲午战争后，中国人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在国内，有国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维新变法；在外面，日本乘机灌输、拉拢的战法奏效，启发了国人‘东洋对西洋’的意识，‘黄白竞争’‘黄种崛起’‘东亚连带论’甚嚣尘上”。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使留日的学生具有救亡图存的高度紧迫感，他们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能够像东邻日本那样迅速强大起来，从而抵御西方列强的冲击。

       留日学生大多主修的是法政、军事、师范等与救国密切相关的专业，而且很多人读的是速成科，所以很多人热衷于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来改变中国。在辛亥革命中，不论是革命党的成员，还是起义的新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几位后来走上更为激进的左翼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早年也都是留学日本的学生。也就是说，留日派学人一般主张实行激进的变革，与执政者常处于对立的位置上。

      与之相比，留学美国的学人则一般主张在保持现有政权的基础上进行温和的改良，对执政者持比较合作的立场。

       在晚清的最后10年，留美学生一般都支持改良派的立宪运动，而基本没有参与留日学生热衷的革命。到辛亥革命成功后，留美学生转而支持共和政体，但同时拥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他们秉持“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留美学生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文章中对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建国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加赞扬，在著名的围绕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之路的“杰斐逊—汉密尔顿之争”中明确支持汉密尔顿一派的观点。

1976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对林语堂的报道

渐进改良的“进步主义运动”

       留美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政治倾向，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整体上比较保守，特别是第一批留美学生身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深受美国渐进改良的政治氛围的影响。

       美国立国之初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烈度极低，而且建国之父们在革命后期尽量减少革命初期的激进色彩，塑造了之后美国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氛围。

      美国在内战结束后，经济开始起飞，迅速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贫富分化、政治腐败、商业垄断、矿难、血汗工厂、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然而，“镀金时代”的美国并没有爆发暴力革命，也没有产生欧洲大陆盛行一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之下，通过渐进改良的“进步主义运动”，逐步解决了这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林语堂作为留美学人，自然深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当然，林语堂的思想前后经历了一番变化。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并没有加入以留美学人为主体的“新月派”，而是加入了包括鲁迅、周作人在内的主要由留日学人组成的“语丝派”，思想呈现了较为激进的色彩。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大革命的洪流中，林语堂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林语堂开始与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渐行渐远，逐步转向自由主义阵营一边。按照许纪霖教授的说法，“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转变后的林语堂还和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林语堂在赴美定居之后，更是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抗战时期为中国政府奔走，成为战时中国最为著名的民间发言人之一，为争取美国的援助和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专制在美国遭到了严厉的抨击，美国的主流舆论界甚至都开始同情共产党，包括与林语堂交往多年的美国挚友华尔希夫妇也倾向于支持共产党。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林语堂依然选择坚决站在国民政府一边，个人的声誉也因此受损。

       他的这种政治态度甚至成为与美国朋友华尔希夫妇最终决裂的诱因之一。林语堂晚年既没有留在美国，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用脚投票，定居中国台湾，表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态度至死未变。林语堂本人基本上还是一个追求民主价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制并不完全苟同，可他还是和执政者站在一边，反映了早年留学美国时美国保守的政治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家”

       学者严平、陈怀宇在对1919年入学就读哈佛大学的中日留学生进行研究时发现，那一学年中国在哈佛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很多，在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占比很高。这些人后来无一例外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从事学术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成为著名学者。

       当时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历史）、俞大维（哲学）、林语堂（文学）、张歆海（文学）、顾泰来（历史）、吴宓（文学）、汤用彤（哲学）、韦卓民（神学）、洪深（戏剧）9人。

       这批留学生大都深受当时任教于哈佛的新人文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白璧德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推崇，认为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儒家与佛教文明能够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

       林语堂在哈佛上的两门比较文学课，都是由白璧德授课，他的中国同学也大都是白璧德的信徒。

       但是林语堂成为这批学生中的异类，坚定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哥大帮”的领军人物胡适，还专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为文学革命的合理性辩护。不过，这只是20世纪20年代的林语堂，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他的后半生里，他向西方介绍和阐释“东方智慧”，推广“抒情哲学”，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家”，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温和的态度，修正了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论调。

       当然，他的文化立场超越了学衡派，因为他的关怀是普世性的，不只局限于中国。让他在西方暴得大名的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是在向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理想致敬，处于白璧德思想的延长线上。因此，林语堂是白璧德理念在国际上的真正践行者，留学哈佛大学的这段经历显然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们今天在回顾中国近代留学史的时候，除了要考察他们在外留学时的学习情况、师承关系，乃至参与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其实还要关注留学生的留学费用来源这样的日常生活问题。

       “钱从何处来”这种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其实兹事体大，对广大留学生的留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留学费用来源这个角度切入，其实能展现留学中很多特殊的面相，呈现一种有温度的历史。

       林语堂则属于比较特殊的半公费生。清华学堂对于部分自费留美生实行经济补贴的优惠政策，每年用于津贴每名自费留美生的金额为480美元，名额为70人，“以体恤寒俊，奖励游学，使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冰心、陈瀚笙、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人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部分资助。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中提到林语堂每月有40美元的政府半奖，应属于这种类型的留学资助。此项费用显然极为有限，所以他的另一半留学资费来自北京大学，条件是林语堂学成归国后要赴北大任教，但这只是胡适和林语堂之间的口头协议，并不稳定。清华给的半奖资助到1920年6月就突然终止，成为林语堂留学生涯的转折点。

       因此，林语堂急于一年完成在哈佛大学的硕士课程，随后终止学业到法国基督教青年会担任秘书工作，通过这份工作来赚取学费。

       林语堂的这段留美生涯时间不长，但非常曲折，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留学费用的紧张。因此，考察林语堂留学费用的来源，也是透视林语堂留美生涯的重要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