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在2018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讲座上发表的“中美关系40年”谈话，曾引起了两国的广泛关注。傅高义认为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从个人经验角度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及这四十年的中美关系；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学者，有责任思考为什么当下中美关系会如此紧张。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与中美关系

       我从1961年开始研究中国，1973年跟着自然科学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1971年尼克松总统来到中国，认为中美作为世界的两大国家、两大文化，是应该有接触的，是应该把关系搞好的。

       我当时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给美国人介绍东亚文化，而若要让美国人了解东亚、了解中国，就要了解改革开放、了解邓小平。于是我花了十年工夫写了《邓小平时代》。写完时就觉得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十年后更加觉得伟大。20世纪改变世界历史的人中谁的贡献最大？我认为是邓小平。因为自鸦片战争到1978年三中全会邓小平上台，中间近两百年都没有成功。而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的改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此外，我想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谈谈中美40年来的关系，以及我来中国的几件趣事。

       我1973年的中国之行分别去了北京、无锡、苏州、上海。在北大时见到了周培源（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他说自己不懂，请了一个三十几岁的红卫兵来给我们讲“大跃进”。当时很多人是害怕说话的，害怕说错话。后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恢复高考后，又有一种说法说复旦、北大、清华就是留美学校，大家读完后都出国继续读书。80年代我在广东待了一年，感觉那时全省真的很多地方非常穷，作为一个老学者，到现在再看这些情况，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幸运。

       我1993年到1995年做了两年政府工作，在约瑟夫·奈主持的国家情报理事会。后来我来到中国复旦大学，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Living With China》，意思是美国应该想办法与中国一起“过得去”。记得当时复旦有个年轻学者，那个小伙子说中美关系不能只考虑短期、要考虑长期的前途，讲得很好，这个小伙子就是吴心伯。我后来见到朱镕基总理，他给我讲了个故事，说他有次来到哈佛演讲，有人问他，“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在学习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他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问傅高义”。下面的人说“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傅高义”，大家哈哈大笑。

       我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美关系是非常好的，好的中美关系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也使这四十年中世界各方的合作都增多了。

中美“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

       美苏冷战时期，两边的贸易、合作非常少。而现在美国有35万的中国留学生，几百万中国人曾在美国就业，中美间的商业、社会、经济关系是分不开的。特朗普造成的麻烦是有的，但“全面脱钩”是完全不可能的。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太密切了。如何避免冲突，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事情。

       竞争是好事。但是回看美国的历史，最初移民来到美国，很自由，什么都能做；后来美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情况变复杂了，开始出现环境污染、政治正确等问题。很多美国商人对自由的看法还是因袭传统的——那种不要政府的自由。这种19、20世纪想做什么做什么的自由，也反映在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中。

       美国人从小就认为自己是老大，他们不知道如果中国强大了，自己应该怎样应对。

       80%的美国人不考虑中国的事情。按照芝加哥的调查数据，美国还是希望和中国合作，但现在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非常严重。

       中美冲突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军事冲突可能性比较低，比如两个飞机可能会碰，但双方都不会扩大事端。但就现在来看，如果北京不愿意做大的改变，而华盛顿又的确对中国持有很严峻的态度的话，中美关系后面几年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