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促进对外学术交流

1993年4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邀请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座谈，萧岗（前排右三）接见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伊始，便积极开展中外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萧岗同志（以下称萧老）说，“对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不能关起门来搞，必须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华侨华人史’这门开放性很强的边缘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更全面地掌握国外研究的情况及学术思潮、观点，以拓宽研究路子。为了多学习、借鉴，我们要力争在可能的条件下，与海外有关学术研究团体和机构建立经常的学术联系”。

       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学会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据不完全统计，侨史学会成立的十年间，会长洪丝丝、副会长萧岗以及学会的领导接见过包括泰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在内的30多批访问团，共60多名来访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学者麦礼谦夫妇、王灵智，澳大利亚的王赓武、刘渭平、杨进发，新加坡的李励图、魏维贤、崔贵强，菲律宾的吴文涣，加拿大的谢培智、李德胜以及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多位学者。萧老与这些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都对萧老印象深刻，以至于很多年以后，他们当中的一批人有机会再来中国的时候，还多次问起萧老，关心萧老的近况。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还陆续与新加坡南洋学会等多家境外科研院所和国外的中文报刊建立联系、交换杂志、交流成果、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等。对侨史研究而言，在中国的大门打开后，能够迅速了解世界动态、加强对外交流，是何其重要！不得不说那一代人确实独具世界眼光。

       除了开展国际交流，萧老还积极安排推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甘苦沧桑二百年——美国华人历史图片展览（1785-1980）》，后来这一展览还到广东等地展出，使国人加深了对华侨史和华侨的认知。

       1999年8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共同在广州举办了“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在大陆举办的海峡两岸华侨问题学术盛会，台湾华侨协会总会组织了19名台湾学者与会，带来了24篇论文。时任学会会长的张楚琨先生因健康原因未能参会，时任全国侨联副主席朱添华代表张楚琨宣读了致辞，萧老则以会议筹备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十分认可两岸学术交流的这种模式，他说，选择讨论“华侨对抗战的贡献”这一题目，让两岸的学者们都能接受，而学术交流形成的成果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两岸的民间交流，很有意义。正如萧老所见，这次会议后，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与台湾华侨协会总会进一步加强了联系。次年，在台湾举行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年会”时，应台湾华侨协会总会邀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率团赴台访问。

上世纪90年代末，萧岗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座谈会（右二为萧岗，站立者为本文作者）

学者的良师益友

       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理事中，聚集了一大批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和侨史研究的专家及热心侨史研究的老侨务工作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如陈翰笙、姚楠、韩振华、朱杰勤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萧老十分喜欢与学者交朋友。在他身边聚集着像黄猷、周南京、梁英明、丘立本、陈民、蔡仁龙、黄昆章、李国梁、赵和曼等一大批学者。而对于学者来说，萧老善于思考，并且对知识分子饱含尊重和理解，所以他们都把萧老当知己，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向他反映。萧老常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要依靠社会力量办会，要注重发挥专家的作用，无论是办杂志还是课题研究，学会秘书处和华侨历史研究所都应尽力给予支持，从而在社会上培养造就一支从事华侨历史研究的力量。

       事实上，学会的成立与发展与有一大批热爱侨史的专家的参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与萧老共事相处过的学者和工作人员无不被他高尚的品格和为民的情怀所打动。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巫乐华曾深有感触地说，“萧老虽官至高位，但在我们这些有幸在他手下当过‘兵’的人心中，他亦师亦友、亦兄亦长，是一位可亲可敬、让人永远怀念的前辈和楷模”。

       萧老对学者的深情厚谊绵延长久，直到他离休以后，还时常叮嘱年轻人多向老专家学习，为他们搞研究创造条件。他特别关注学者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只要听说有学者身体欠佳或有什么困难他都倍加关心。我因工作变动原因，后来跟专家联系得少了，萧老就会主动打电话提醒我。

       记得北京大学教授周南京身体抱恙的那几年，萧老总是把周教授生病住院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得空探望。2016年春节前，萧老打电话告诉我周老师病重。那年5月周教授因病去世，在他去世前，我陪同时任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去医院探望，并为他带去了萧老的问候，这也让我少了些遗憾。

       福建社科院原副院长黄猷是萧老的挚友，也是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家，萧老经常与他探讨华侨华人问题。萧老曾将黄老介绍给我，后来在黄老的支持下，我和所里的两名同事完成了《建国以来侨务政策回顾与展望》的课题。黄老2015年11月去世，在他生病的日子里，萧老十分关心，让我们到福建出差时前去看望，带去问候。黄老去世后，我和萧老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以个人的名义送去花圈。

殚精竭虑助力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侨联领导，萧老是参加华侨历史学会活动次数最多的，不论是理事会、学术报告会、研讨会，还是历史学会举办的活动，只要条件允许，他都抽空参加，支持学会的发展。1989年4月22日至28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与新加坡南洋学会、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参与举办的一次大型的国际会议，也是我随同萧老第一次去福建厦门。会议很成功，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学者齐聚鼓浪屿，共同探讨侨史学界最为关注的课题。

       记得当时同行人中也有个别从北京参会的学者，由于经费不足，学者们多选择乘坐火车。研究所的领导劝萧老坐飞机，可萧老不想搞特殊，坚持要与学者们一起乘火车。那个年代都是绿皮车，条件比较差，但是有萧老同行大家都很开心。那次会议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彭光涵也参加了。这两位侨务战线的老战友都没有领导架子，从头至尾参加了5天会议。我还记得晚上陪同两位老人在鼓浪屿散步的情景，夕阳西下，徐徐海风中他们饱含热情谈论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有交流海外华侨华人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有讨论如何加强国内侨史研究和政策研究等。

       那年5月17日，萧老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厦门会议的总结会，研究所的巫乐华、方雄普、郑民、谢成佳以及丘立本、梁英明、陈民等人参加。大家对这次学术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在华侨华人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如，战后华人经济演变及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和各国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华人经济的性质及经营方式，战后华人大企业集团的发展，中国引进侨资的政策等。会上还就“华人是同化还是认同”“是搞华人经济圈还是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都畅所欲言，谈了各自的看法。参加这类会议，对我们这些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受益匪浅。最值得一提的是侨乡之行，我还结识了萧老的两个弟弟，大弟肖永坚在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小弟肖永吉时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他们兄弟三人都在为侨的事业默默耕耘，成就了一段佳话。

       1991年12月，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华侨历史研究所，萧老多少有些惋惜，时常勉励我不要放弃读书学习。回想起来，这段时期是我写文章最多的时期。1998年12月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方雄普同志多次推荐，我又回到研究所工作，萧老听说后非常高兴。那时他已退出侨联领导岗位，但仍很关注侨史研究，有一段时期，萧老经常打电话给我，交流对华侨华人相关问题的看法。如，如何认识和看待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国应抓住发展的机遇；华侨华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们对祖籍国做出贡献，对住在国也做出了贡献；要关注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促进他们融入当地，做中外交流的使者；要把握好侨务政策，正确区别华侨华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研究华侨历史并不是排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保留“历史”这两个字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发挥侨联特色，利用归侨侨眷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谊，协助做好民间外交工作；国运兴，侨运兴，侨联事业大发展等。2010年7月，萧老在参加中国侨联在北京召开的部分侨史专家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只有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才能不断取得新发展；只有坚持侨史研究与侨情研究相结合，侨务理论与侨联工作才能更有生命力；只有不断拓宽学术交流渠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才能取得更具价值的成果。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展现了萧老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世界眼光，也反映出他为侨史研究殚精竭虑的赤子情怀。

       2010年11月，我兼任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那时萧老已经80多岁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周南京、梁英明、丘立本等学会的老同志仍然还坚持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长扩大会、纪念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许多活动，对侨史学会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鼎力支持。

      （作者系中国侨联副秘书长、经济科技部部长）

2011年12月，萧岗（左四）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扩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