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家里上网课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国——我说的不是那些费尽心思拼凑周末、调休和年假，为了在东南亚的沙滩上多躺一天，或者在米兰多看一个展的都市白领。对于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来说，他们拿到了理想的入学通知，却由于疫情、签证和旅行限制，被留在了家里。

       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他们只能上网课，和几千公里外长着一头金色长发的同学一起，把自己绑在纽约的时间、芝加哥的时间和加州的时间上。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哪怕那些大学课堂上最简单的事情，一个介绍，一个提问，一个互动，现在都困难重重了。

       谈起开学这一个月的感受，累、焦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一位上网课的留学生在午夜时分发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发了条朋友圈，“下课了，准备睡觉，晚安”。

       在上网课的留学生中间，时间开始变得模糊和失焦。长久过纽约的时间，让身在北京的若羲很容易惊醒。不管第二天是北京时间晚九的课还是早七的课，她总是在凌晨五点多自己醒来，老是睡不踏实。而要上早课的时间，她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烤几片面包当早餐，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强迫自己醒神。

       若羲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大一新生，刚刚满18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深夜。为了将上课对父母的影响降到最低，她把网课搬到楼下的咖啡馆。

       同龄人中，她是那种“按自己方式穿衣”的女孩，但现在她不再分得出多余的精力来思考今天穿什么。

       网课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叫人猝不及防。老师的音画总是不同步，当她的手从右边挥到左边时，画面卡了好几次，她的嘴边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这节课开始前，老师刚刚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她说，上课期间如果身后有人走过，那是她的室友，请大家不要见怪。

       有时候，回答问题是需要喊的。ZOOM——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一款多人在线视频app，若羲花费了很久才登入。她冲着耳机听筒说：“我来自中国的北方，现在晚上十点半。”重复了三遍，最后一次不得不提高分贝。

       一位同学不停地退出和进入课堂界面。另一个同学的发言中，很难听清楚一个连贯的英文句子。电脑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窗口始终只显示姓名，没有学生进入，有人给老师带话，“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老师说：“谢谢你，我知道了。”

       关于空间的概念，他们现在也开始感到奇怪和陌生了。网课上，老师和同学使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老师会讲到纽约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提到课本里面的某个艺术家，“住在纽约的皇后区，走10分钟就到了”。若羲无法理解“皇后区”意味着什么。在几千公里的尺度上，10分钟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

       选择学校时，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学校之间，若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在网上搜到很多留学生的vlog，第50多个的时候，她看到纽约有一个叫SoHo的购物区，一下子被那里迷住了。那有很多买手店，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店，有很多“穿得奇奇怪怪”的人。她想象着，自己也可以“穿得奇奇怪怪”的去玩了。她对纽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店铺和街道构成的。

艺术课网课

出国读书的理由

       出国读书的理由有很多，开阔的视野、更好的前途、不同的文化……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更细微但也同样重要的理由。

       比如，一个叫刘孟卓的女孩——她也是本科留美新生的一员。今年九月，她本该入读卡拉玛祖文理学院。这所学校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是她仔细挑选过的“有冬天的城市”，还有她想要加入的女子足球队。

       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是足球队的一员，那是个“特别烂”的球队。但是无论球队的水平怎么样，她都不在乎，她就是想踢足球。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时，她特别看了一眼学校有没有女子足球。现在，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办出国的签证，最终却只能留在国内。

       美国的学校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发送邮件。通过邮件，它努力维系着这唯一且并不强壮的关系。有时候是隔几天，有时候是一天好几封，中国学生的邮箱里充斥着美国学校发来的邮件，里面可能是对某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详加说明，也可能是提前告知院系活动——若羲收到过一个派对邀请，但她并没有参加，“对着镜头派对，无聊”，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在真实的校园里认识同学。

       线上的一摊事儿也难以激起她的兴趣。之前的新生破冰日，学校组织了三四个小活动，她只参加了一个。再往前的开学典礼，她干脆直接缺席了。

       9月22日，一名大三校友去世，校方在邮件里回忆了他生前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后，列出了教堂告别式直播的链接，欢迎大家加入，送他最后一程。但对于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认识新同学的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悼念一个陌生人。

        另一位大一新生，连有没有开学典礼都想不起来。她想了半天说，“我收到过一个带视频的邮件，但视频缓冲不出来，我就删掉了”，她对此并不在意。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不感到被学校遗忘了，一些美国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合作，作为短期的过渡，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内学习。美国康奈尔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合作，允许学生在上康奈尔的网课之余，在清华再修6个可转换的学分，吃饭和住宿也在清华校园内。

       大二学生朱成林住在清华大学双清公寓，这栋宿舍楼通常只对留学生和男博士开放住宿申请，康奈尔的学生这次被归到了留学生一类，享受双人间和独立卫浴。

       但朱朱只修了3个清华的学分，其余的课程还是上康奈尔的网课。即使拥有了还不错的学习环境，朱朱依然逃不掉时差和距离带来的困扰。

       她最早的课开始于北京时间晚上九时，最晚的课在凌晨两时四十分结束。当她打开电脑摄像头准备开始一天的课程时，康奈尔所在的美国东部才早上九时，“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

       可能是熬夜的原因，朱朱刚上网课的前几周开始疯狂掉头发，“我用手摸一遍就要掉三四根，头发还突然开始打结，我吓坏了，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她在淘宝上买了两顶帽子，还一度打算去医院看病。

       美国的老师们想办法给亚洲的学生更多便利。朱成林有一门课是生物医学工程，一共30个学生，其中亚裔有3人，老师主动在亚洲时间友好的时间段增加了一个小时答疑，而有机化学课老师的解决办法是：亚洲学生可以预约一对一的灵活时间来问问题。还有一部分课程，老师讲课时录制了屏幕，便于有时差的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学习。

网课里的老师（左）和同学们（右）

政策的变化

       一些辗转多地，成功飞到美国上学的故事在留学生圈子中流传着。有机构组织学生到东南亚的国家办签证。双边隔离，加上等待面签预约，来回花费的时间一个月起，“有人签到了”、“有人从第三国飞去南美、再入境美国成功了”，这是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他们也劝说，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折腾完挺累的”，一个母亲说。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预约签证就成了刘孟卓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早上一睁眼，刷完牙，我就坐在电脑前查签证的网站开放没，睡觉前又再看一遍，每天都在重复”。

       一次次的失败，然后又一次次的尝试。刘孟卓想学的生物专业需要大量实验操作，网课远远满足不了，本来三小时的课程，被压缩到了不到两个小时，实验步骤被略过，老师直接给数据，然后讲如何操作数据和写论文，“课程缺失了很大一部分”。

       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养成了早晚刷美国使馆网站的习惯。有一天中午，她正在外面吃饭，突然收到朋友的消息，“广州领事馆开放了”。她站起来把碗一放，拔腿就往家跑，路上把脚崴了，忍着痛一路跑回去开电脑，结果还是没约上，“很难受，很难受，很失望”。

       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忧虑。家长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美国政府一会儿说从6月1日起，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一会儿又说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美国的高校和政府也在反复较劲。7月8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美国大学起诉政府，确保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随后180多个美国高校表示了支持。这种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40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家庭。

       这种忧虑主要是因为看不清大的方向。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多的家庭还是选择继续观望，有的学校通知下学期可以返校了，有的还在继续等待。一所大学在八月底的时候还在发送新生入学须知的邮件，九月初就突然通知学校关闭，全部改为线上教学，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在这个特别的年份，一些留学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选择。一名获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专业offer的新生，决定放弃入学，明年转专业申请音乐学院；一名开学即将大二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生，选择休学一年，回国创业开工作室；一名剑桥大学大三的学生原本计划到加拿大实习，现在他留在中国，跟随某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当助理。

       还有人表现出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一群脖子上挂着工牌的上班人群里，有几个稍显稚嫩的脸庞晃动。这是一个名叫SparkLab的非营利自习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聚集了三四十名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毕业于北京十一学校的Abraham,今年18岁，他想到可以创立一个社群，给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提供一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