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孙炳炎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其自陈嘉庚先生手上接办的乐安小学迈进新百年的开局之年。孙炳炎与陈嘉庚的结缘，便始于嘉庚先生亲手创办的这所百年老校。他一生追随陈嘉庚创业海外、回报家乡、服务社会，穷一生之力践行嘉庚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嘉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陈嘉庚最忠实的学生。

       “嘉庚精神”博大深广，其最著者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总结的三点：“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而回顾孙炳炎一生，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与嘉庚精神渊脉的密不可分。

坚毅勤勉，敢为人先

       1926年，年仅14岁的孙炳炎阔别家乡，远涉重洋南下新加坡谋生。为了改善境遇，他自强不息，白手起家，从学徒、店员做起，一边打工积累本钱经验，一边刻苦自修充实自身，不到六年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经营木枋生意。此后近半个世纪，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善观时变、敢为人先，凭借诚实守信、重诺重义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爱拼敢赢的精神，将“森林”由一家小作坊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商业集团，创造了“独木成林”的商界传奇，在为新加坡的建设和腾飞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宏图大志，奠定了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

情系桑梓，报国情深

       爱国精神是嘉庚精神的精髓，也是贯穿孙炳炎一生的主线。他虽身在南洋，却始终心系祖国，在开创事业的同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积极关注着祖国和家乡的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孙炳炎出于义愤，在新加坡的报刊上撰文痛斥不抵抗主义，并以乐安学子的身份拜谒嘉庚先生，积极参加陈嘉庚组织的抗日活动。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炳炎毅然将刚有起色的事业抛在身后，积极投身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并当选为芽笼区筹赈分会主席。他积极组织各项筹募活动，带头捐款捐物，全力以赴支援祖国抗战，成为陈嘉庚的得力助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新加坡，因为在抗日筹赈活动中表现活跃，孙炳炎成了日军重点搜捕的对象，他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孙炳炎早早进入了陈嘉庚的视野，此后二人交往渐多，孙炳炎对陈嘉庚的高风亮节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领会，二人渐成忘年之交。

       1940年前后，经嘉庚先生介绍和推荐，孙炳炎当时虽然在资历、财力等方面与各位前辈尚有一定差距，但仍获得了十二位理事的一致认可，得以加入怡和轩俱乐部，进入新加坡华商精英阶层，为后来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俱乐部等重要华人社团要职，并在嘉庚先生归国后全面接手其社会工作，成为继嘉庚先生之后东南亚华人杰出领袖之一。

       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孙炳炎又明辨是非，坚定地追随陈嘉庚，高度认同嘉庚先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政治论断，在中华总商会会长任上，他立场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1949年，陈嘉庚回国参政，孙炳炎对此全力支持，并不负重托，努力完成嘉庚先生在南洋的未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定居，孙炳炎与嘉庚先生并未因为空间距离的拉开而疏离，二人在诸多方面皆有密切合作。几十年来，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孙炳炎总是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与祖国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1956年，应周恩来总理和陈嘉庚先生的邀请，孙炳炎组织带领新马工商考察团，冒着极大的风险，辗转来到中国进行商务考察。在华期间，孙炳炎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国庆观礼，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使他备受鼓舞，爱国信念更加坚定。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经济艰困，孙炳炎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长期向海外代理经销中国产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外汇。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孙炳炎就冲破种种阻力和藩篱，多次率领新加坡华商访闽团来到中国考察、投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发展。他自己率先在家乡厦门投资了新加坡酒店、同成食品有限公司、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同森园艺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在黑龙江、吉林、贵州等省份等也有不少大型投资。此外，在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方面，他也带来了许多崭新的理念和思路，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建议，表现出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在以孙炳炎为代表的第一代侨商的引领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形成一股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的毕生追求。这位可敬的爱国侨领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台湾必须回归中国”，深切地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和愿望。作为嘉庚先生的忠实学生，孙炳炎对陈嘉庚和平解放台湾的心愿心领神会，并勉力付诸实施。为了完成陈嘉庚先生的遗愿，孙炳炎在创建世界同安联谊会时特意吸纳台湾的同安乡亲入会，其初衷，除联络乡谊、交流商机外，也还有彰显“两岸一家亲”，以民间特有的渠道和方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考量。1996年在同安召开的第二届世同大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代表团中，就有12个来自台湾，会上倡议的由厦门莲花水库向金门供水的建设项目，在台湾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013年，第九届世界同安联谊大会在台北市成功举办，对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和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嘉庚于1961年1月30日写给孙炳炎的信

孙炳炎于1961年3月3日写给陈嘉庚的回信

陈嘉庚（左三）和孙炳炎（左二）等。1956年摄于北京 

服务社会，公而忘私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为公益事业竭诚奉献的一生。在受陈嘉庚支持与鼓励而加入怡和轩俱乐部，并在日后成为怡和轩俱乐部、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同安会馆等社团主要领导人的过程中，孙炳炎先生始终将公益事业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其一生都在以有限的精力兼顾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公益工作，鞠躬尽瘁。

       在新加坡，孙炳炎以毕生的辛勤和汗水滋养着这个承载着他的梦想的国度。他组织和领导了维护华商合法利益、推动对外经济交流、支持创办南洋大学、支持华人争取公民权、支持新加坡独立建国、组织向日本“追讨血债”，促请修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等活动，同时为发展华文教育、争取华语官方地位、筹建中华医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本质上来看，爱国精神始终是孙炳炎从事社会工作的不变底色，他总是巧妙地将社会工作与对祖国的爱结合起来，对他来说，服务新加坡与护佑海外侨胞周全不仅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对中国，孙炳炎关心祖国的建设和家乡的发展，更是倾注了海外游子全部的爱与赤诚。回顾孙炳炎的社会工作，可谓成绩斐然，其中在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在内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更是孙炳炎服务社会、践行公益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从陈嘉庚到孙炳炎，略不相同的时间段，但行事轨迹却彼此辉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孙炳炎先生生前累计在厦捐赠总数超过1200万元，除支持陈嘉庚倡办同安同民医院和华侨博物院，并多次捐助救护车、医疗设备等珍贵物资外，多数款项用于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

       早在1947年，为减轻嘉庚先生的办学压力，生意仅稍有起色的孙炳炎就主动请缨，要求接办乐安学校，独自提供办学经费。之后又出资捐建乐安小学、乐安幼儿园校舍。1957年，孙炳炎借回国访问之机专程回到集美拜会嘉庚先生并处理乐安小学建设一事。嘉庚先生与其一起赶赴集美学校抗日时期内迁旧址参观，并热情邀请其在家中留宿，二人意气相合，扺掌而谈，直至夜深。甚至，嘉庚先生还曾带孙炳炎去参观自己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厦门大学，就连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都还是在与孙炳炎讨论乐安学校的建设问题。这足以证明，陈嘉庚是把孙炳炎当成家乡学校事业的接棒人的。

       对于嘉庚先生的信任和期许，孙炳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上世纪80年代，又出资出力倡办了乐安中学，在孙厝建立起了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解决了乡亲子弟上学难的问题。此外，他还多次提议在集美建设职业技术学校，牵头引进外资建设厦门市书画教育研究院等，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殚心竭虑。

       1999年，在森林企业遭遇困境、资金紧缺之际，孙炳炎仍多方筹措资金，捐资人民币200万元在厦门市教育基金会设立“孙炳炎教育基金”。直至今日，孙炳炎教育基金仍源源不断地为厦门的奖教奖学、助教助学等活动提供支持。正如孙炳炎的儿子所说的“到后来，父亲剩下不多的钱了，但还在不停地捐，可以说，父亲在晚年捐出去的，都是‘血钱’”，孙炳炎的捐资促学与陈嘉庚毁家兴学、“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壮举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昔日的学子受到嘉庚精神的感发而效仿校主，反哺母校，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源源不断地加入捐资助学的行列，将家乡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就是嘉庚精神代代相传的最好例证。

1981年5月6日，以孙炳炎为团长的新加坡华商访闽团一行29人抵厦，这是国务院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个海外华商访问团。

家国天下，继往开来

       嘉庚精神并非一时一人之思想，而是一个深邃博大的精神传统，生生不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力。作为嘉庚先生的忠实学生，孙炳炎既很好地继承了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热心社会的精神，同时又对其予以现代转化，使嘉庚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从而超越时代，历久弥新。

       20世纪初，陈嘉庚先生面对国家贫弱，海外华侨寄人篱下、饱受屈辱，整体上未能凝聚成一股力量的局面，致力于跨越籍贯帮派广纳贤士。南洋华侨在嘉庚先生号召之下空前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展现出超帮派、超地域的爱国精神。在嘉庚先生归国、其接手新加坡华社领导工作以后，孙炳炎沿着嘉庚先生“跨帮派”凝聚南洋华侨而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的交流促进工作，并使华人社团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炳炎先生在领导社团工作期间，出于对嘉庚先生抗战期间联合东南亚华人社团经验的领悟，及其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敏锐眼光，突破了传统社团交流的血缘、地缘局限，放眼天下，不断将社团活动推向深入、推向国际，从而推动东南亚华人社团步入跨文化整合发展阶段。他在1965年3月就任中华总商会第三十三届会长，推崇立足工商本业，扩大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而这一系列活动中影响面最广的，无疑当属炳炎先生1994年5月筹办和成立的“世界同安联谊会”。“世同会”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安乡亲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至今为止，世同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在加强中国与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共圆中华民族复兴梦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成长、社会趋于稳定，有了更迫切的发展需求和与世界接轨的客观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以孙炳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又起到了连结内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功能从“输血济困”渐渐转而为“造血发展”。1980年，炳炎先生听闻厦门设立国家经济特区，立即组织投资力量返乡考察。一来希望能找到新的商业机会，二来也是为家乡的经济成长尽一份力。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客观上来说投资条件和环境还并不完善，这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来说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炳炎先生仍然毫不犹豫地亲自回乡投资兴业，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筹办“世同大会”带动大批海外同安乡亲回乡团聚、考察交流，“让同安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认识同安”，在厦门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乡情浓浓的沟通之桥、机会之桥。

       孙炳炎承嘉庚衣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可谓不遗余力。他虽然最终加入了新加坡国籍，却始终未忘中华文化之本。他在经营同安会馆时，就常常通过举办传统诗词培训班、灯谜会，举办“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学术讲座并广邀中国大陆、台港以及美国、澳洲、日本、马来西亚学者参加等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就连1970年筹建新加坡中华医院，“弘扬中医文化”也成为其目的之一。但同时，孙炳炎对文化事业发展的开拓性眼光又使其并不囿于传统文化在华人圈中的传承，而是争取得到当地不同文化族群的普遍认同与接纳，并藉此使中华文化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除了希望同安同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之外，也希望其他的人群（籍贯/人种）和平安康”。这无疑就是炳炎先生对传统的“大同”思想所作的现代阐释和发扬。原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副主席的杨松年先生在忆起孙炳炎时也曾说道，炳炎先生领导的社团由最初的服务乡亲，“慢慢发展到承担起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使命，一直到现在走出新加坡、走出东南亚、走向世界，发展越来越好，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总之，以孙炳炎为代表的这一代海外华人，在依旧根植于中华优秀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以国际化的眼光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与在地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中华文明在海外的传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