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

黄炎培先生

       黄炎培与陈嘉庚都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二人籍贯不同，语言不通，见面甚至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交流。但两人也有着诸多的共同点：都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都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民国初年，面临民族内忧外患，两人都不约而同选择用兴办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担任重要职务，积极为新中国建设建言献策。

      黄炎培有写日记的习惯。黄炎培日记自1911年7月始，至1965年12月去世前止，时间长达50余年，字数累计700余万。黄炎培日记中一共有40余处提到了陈嘉庚。这些记载不仅是二人长达40余年深厚友谊的见证，也为我们还原黄炎培与陈嘉庚的交往细节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从相见到相识

       黄炎培与陈嘉庚二人相识于1917年黄炎培南洋之行期间。由于二人当时并不熟悉，所以陈嘉庚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黄炎培的日记中。不过，当时已经在新加坡商界崭露头角的陈嘉庚显然意识到，黄炎培将来一定能对自己在国内的办学活动提供支持。1917年8月23日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刊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永久特别社员姓氏录》，陈嘉庚因捐“叻银一万元”而当选为该社的永久特别社员。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黄炎培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发起创立的，以推广职业教育为主旨。该社成立之初，规定了会员分为三种：普通社员、特别社员和永久特别社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第七条规定，“凡一次纳特别捐200元以上者为永久特别社员”。陈嘉庚所捐的叻银一万元远超这一标准。陈嘉庚的慷慨之举显然令黄炎培十分感动，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时常保持书信往来。

       1919年1月25日，黄炎培因为要替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特别赞助会员并考察侨民教育，再次前往南洋各地。2月7日，黄炎培抵达新加坡。由于事先早有书信往来，上午九时甫一登岸，黄炎培即被陈嘉庚和周倬霖所派二人接至林义顺处。之后数日，陈嘉庚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黄炎培的日记中。据2月7日的《黄炎培日记》载：

       “在道南晤陈嘉庚，访之于谦益号。与谈中学事。”

       因黄炎培此次南洋之行还有其它行程安排，所以他要先行离开新加坡。就在黄炎培动身的2月11日，依然与陈嘉庚有一次长谈。据2月11日的《黄炎培日记》载：

       午后二时，访陈嘉庚。谈：1.中学校长约稿；2.川资；3.校舍；4.英文教员；5.暨校名誉赞助员；6.征求社员。林义顺在座。

       黄炎培此次南洋之行长达两个多月，于4月25日晨七时离开。不过，在黄炎培离开新加坡前，曾于4月21日、22日与陈嘉庚有过两次长谈。在这两次长谈之际，陈嘉庚向黄炎培透露，他即将回国在家乡厦门创办一所大学，并委托其帮忙物色师资。

从相识到相知

       黄炎培于1919年5月4日下午4点抵达上海。就在这一天，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殴了章宗祥。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乱了黄炎培的原定行程。直到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接近尾声，黄炎培才得以抽身按照他和陈嘉庚的约定前往厦门。7月23日，黄炎培抵达厦门。由于事先有信函联系，陈嘉庚早已派人在码头迎接。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六时抵埠，陈嘉庚遣人迎至陈氏祠相见。祠在浮屿。

       在黄炎培抵厦的10天前，陈嘉庚就是在浮屿的陈氏宗祠发表演说，说明他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在会上当场宣布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和常年费300万元，这个金额相当于他当时的所有资产。

       黄炎培的到来给了陈嘉庚更大的办学信心。7月23日上午，陈嘉庚把黄炎培带到南普陀寺旁的演武场，这里就是陈嘉庚选定的厦门大学校址。当天中午，陈嘉庚设宴招待黄炎培。据当天的《黄炎培日记》载：

       午，与陈君谈未来事，集美事，皆陈君延翻译。午后访陈晓沧于洪本部源裕号。

       当天下午，陈嘉庚将黄炎培带至鼓浪屿华侨富商黄奕住处，并共进晚餐。在黄奕住家吃过晚饭，陈嘉庚与黄炎培一起返回位于浮屿的陈氏宗祠，二人又是一通畅谈，直至晚上12时才依依惜别。

       第二天，受陈嘉庚之邀，黄炎培乘汽船前往集美参观已经办了一年多的集美学校。据7月24日《黄炎培日记》载：

       午前十时，汽船行一时一刻，至集美，先至陈君家，饭后至集美，导观全校。晚谈规亮事。

       “规亮”即黄炎培在7月20日日记中所提到的陆规亮。陆规亮，江苏人，之前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附中，此次被黄炎培推荐给陈嘉庚担任集美学校校长。

       黄炎培这次一共在厦门停留了五天。停留期间，黄炎培与陈嘉庚可谓“形影不离”。7月25日，二人“观通俗教育馆，幼稚园，女学校。”7月26日夜，黄炎培“为陈君缕陈对于集美及未来大学之意见，至十二时三十分始毕。”7月27日，因为陈嘉庚要去漳州，二人才“共摄影于祠之庭”，依依不舍分别。

       7月28日，黄炎培登船离厦赴沪。在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这篇文章后来被《东方杂志》《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等杂志广泛转载。

       1920年10月，陈嘉庚前往上海，召开私立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为筹备委员的黄炎培与陈嘉庚再一次相见。1920年10月6日，《民国日报》以《厦门大学组织筹备会》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由报道可知，黄炎培已被聘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而陈嘉庚也继续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达40余年。由此可见，黄炎培与陈嘉庚相知之深、友谊之厚、情义之笃了。

共为团结抗战出力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慰劳之旅。在重庆期间，陈嘉庚曾数次和黄炎培促膝长谈。3月31日，陈嘉庚再次出现在了黄炎培的日记中：

       午，雪艇、枚荪招餐，晤见陈嘉庚、庄西言及译者李君铁民。四时，参政会茶会，听嘉庚演说。自抗战至廿八年底，南洋华侨捐款共二万万零五百万元，侨胞每人财产捐2%。

       陈嘉庚对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极为关切。他说，国共若不幸破裂而内战，则华侨公私汇款必将冷淡。陈嘉庚希望黄炎培以调解人之一的身份多多出力，推进国共和谈。陈嘉庚还表示将去延安参观访问。黄炎培向陈嘉庚表示他也有此愿。

       1940年6月1日，对于陈嘉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在延安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考虑到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的巨大威望，同一天，黄炎培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由陈嘉庚来担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讯孔庸之，请决推陈嘉庚为募债会副委员长。

       黄炎培日记中的“募债会”即“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0年7月5日。不过，后来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的并不是陈嘉庚，而是孔祥熙。黄炎培的建议之所以未被采纳，可能与陈嘉庚从延安访问归来后频繁发表肯定共产党的言论有关。

       黄炎培后来被任命为“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具体驻会执行劝募事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对马来亚的侵略战争。黄炎培惦记着尚在新加坡的陈嘉庚的安危，立刻致电询问情况。1942年1月15日，黄炎培收到了陈嘉庚的复电。他在日记里写道：

       得陈嘉庚新加坡复电。华侨抗敌动员会已组成。

       “华侨抗敌动员会”成立于1941年12月30日，由陈嘉庚任主席。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陈嘉庚不得不于2月3日逃离新加坡，黄炎培也随即和陈嘉庚失去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炎培与陈嘉庚因双双受邀参加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二人中断的联系才得以恢复。

       黄炎培与陈嘉庚都是赤诚的爱国者。在晚清，他们都对国家主权沦丧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在民国，他们都对国家积贫积弱和国民政府的无能感到失望。在延安，他们都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在新中国，他们都积极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陈嘉庚对黄炎培提倡的职业教育给予了大力支持，而黄炎培则从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对陈嘉庚的办学活动给予了认真的指导。他们都把发展实业、解决民生问题与兴办教育事业联系起来。他们二人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教育史的丰碑上。

        （作者简介：董立功，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