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2日，我陪同从缅甸仰光来厦门参加第十五次侨代会的郑承志（南川），前往集美探望其姑婆，即我们兄弟姐妹最敬爱的慈祥妈妈——郑葆真。是日晚，假杏林“舒心酒家”，妈妈坐轮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侄孙的宴请，岂料，仅仅过五天，妈妈却安详辞世，令我悲恸欲绝、泣不成声……

       妈妈走了，而且走得如此匆匆，可她的音容笑貌宛在。往事如云，点点滴滴浮现心头。

随母乘船漂洋过海

       1948年12月，妈妈携带刚满周岁的我，从厦门乘“海利轮”，历时21天，漂洋过海至缅甸的首都——仰光。

       妈妈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便感慨万千。为什么会乘坐那么多天的船？妈妈道：“海利轮”是客货船，途经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时，都得抛锚靠岸卸货装货，客人则可上岸，找客栈歇息。当年28岁的妈妈，带着我这个年幼体弱的“包袱”，要不是有热心助人的周雅宝老师同行伸出援手，其艰难可想而知。

       初抵异国，父亲却远在勃生未能到仰光码头接人。幸好遇到厦门高浦同乡热情相助，我们母子才得以上岸。倘若无人接船，则须待在船上。据妈妈说，我们母子已在船上待了7天。

       1949年元旦，我们母子乘船前往勃生与父亲团聚。之后，因妈妈没能在勃生中学任教，返回仰光借住百尺路37号郑南川家。后经王一芒阿姨介绍，入仰光华侨学校中国女中附小任教，从此揭开了妈妈缅华华文教育的20年生涯。

足迹遍及伊江南北

       妈妈在缅执教的20年岁月，我始终随着父母亲走南闯北，足迹遍及伊洛瓦底江流域，先后至勃生、渺名、丹老、景栋、仰光。在仰光，母亲先后执教了中国女中附属小学、南洋中小学、华侨小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

       我的童年及少年时代都是住在学校简陋的房子。在仰光，父母亲曾先后租房寄居过巴罕、芝荷坦、百尺路、18条街、17条街等。妈妈既要备课执教，又要相夫教子，她总是那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她从来不给子女零花钱，教育我们6个兄弟姐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小的穿大的衣裤。妈妈最恨子女说谎，遇到孩子说谎，妈妈是很严厉的，既批评，又耐心地讲明道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有什么要求、心里话，都愿意向妈妈倾诉。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家风造就了我们正义坦率的品格，使我们沿着人生的正确道路茁壮成长。

       华侨小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简称福建女师）是妈妈在仰光先后任教的第三、四所侨校。1962年至1967年，妈妈在福建女师任教务主任整整5年。每天早晨她总是起得早，而晚上我们做完作业睡醒一觉，妈妈仍在伏案批改作业或备课。虽然家里有雇佣人，妈妈仍教会我与二弟洗衣服、学煮饭、倒米汤（仰光的“黑壳米”，很粘稠，临熟前需过滤倒米汤才不会糊）。我生怕妈妈拖累而病倒，学会了分担家务、帮着照顾弟妹们，以尽量减轻妈妈的负担。

任教妇女识字班　教唱妇女节之歌

       妈妈是个文体活跃分子，能唱会演又会打篮球。在仰光，妈妈除白天任课外，还兼任缅华妇女协会福利、文教股工作，调解家庭纠纷，创办妇女识字班，教目不识丁的妇女识字，讲解自身解放之道，教唱冼星海谱曲的《三八妇女节之歌》。

       妈妈临终前住院时，我把儿童时随妈妈出入识字班学会的这首歌，唱给妈妈听。病榻上的妈妈会心地笑了，她问我：“你怎么会唱这首歌？我晚上带你去识字班，你都躺在板凳上睡觉，又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我满怀深情地回答说：“我躺在板凳上是装睡，目的要妈妈赶快回家。但这首歌太感人、太动听了，儿童时代学到的东西，会没齿难忘的。”

参加篮球比赛　春节排练演出

       1956年在丹老华侨中学，妈妈已是5个子女的母亲。36岁的她依然参加学校篮球队的训练，记得有一次还参加了篮球友谊赛。年仅9岁的我，蹲在球场边，看着身高马大、打中锋的妈妈驰骋于篮球场上，每当篮球传至妈妈手中，心里总是砰砰直跳，生怕妈妈有所闪失。但妈妈沉着应战，一个假动作转身，三步跨篮，投球进了，令我兴奋得鼓掌跳跃起来，赞叹：妈妈是好样的！

       我们在丹老度过了4个祥和快乐的春节。每年春节即将来临时，在丹老华侨中学任教的父母为缓解华侨阔别祖国思乡念亲之情，便与其他老师们一起共同移植、排练“歌仔戏”，先后排练演出了《陈三五娘》《十五贯》《孔雀东南飞》《小女婿》等剧目。妈妈既辅助导演，又当演员。临近演出，老师们废寝忘食地赶制古装鞋、帽、服装、画制布景等，我也参与了戏中小演员及《小医生》的演出。演出顺利进行，当地华侨每每看后激动不已，释怀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二度身居边陲小城　环境艰苦执教犹荣

       缅甸东北部掸邦地区的一个小城——景栋，又称“浆冻”(缅文)，其东边与泰国毗邻，北部与中国接壤，毗连闻名遐迩的“金三角”。1958-1961年，父亲受“教联”派遣前往景栋任学校校长，妈妈随行后因气候寒冷，水土不服，返回仰光后再前往，曾二度身居边陲执教，无怨无悔。

       在景栋学校住的是座二层楼的木屋，我们一家7口人蜗居于二层，一个约14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它既是我们的“窝”，也是“校长办公室”。每到风雨交加的雨季，屋顶、木板缝隙都会漏水、渗水，只得以面盆接水，或以塑料纸遮雨，大有“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之状。厕所、浴室均公用，设有食堂，雇用掸族人“阿索”掌勺。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年要吃“薄饼”（春卷），妈妈亲自揉面，在木炭炉置上平底锅，擦“薄饼”皮；蒸咸、甜“年糕”；住校的老师切菜、剁肉，如同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年。时任教务主任的陈华平老师，2009年7月从香港来厦门时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起此事。

       在景栋，家里没有雇帮佣，妈妈既要打理家务、照顾5个兄弟姐妹，晚上又要备课，环境狭小局促、艰苦，但妈妈从不气馁、怨天尤人，更不以校长夫人自居怠慢他人，而是视同事、学生如同一家人，平易近人。她严于律己。二弟曾因学习成绩达到留级分数线，来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说：“公事公办，该留级就留级，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儿子，网开一面。”此外，妈妈还积极协助排练节目，参加当地土司的“摆”庙会，唱歌跳舞，荣获桂冠。

       妈妈呕心沥血为缅华华文教育，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孺子牛”。她虽已仙逝，但她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我们子女的话语，永远铭记于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