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归国华侨常被戏称为“老侨”，归国华侨的子女们通常被称呼为“侨二代（小侨）”，我就是这样一枚妥妥的侨二代，父亲全家是印尼归侨。

身在海外 心系故土

       “归侨子女”这个名词从我出生起就伴随着我。我从有记忆起对归侨的印象就是香甜、漂亮、与众不同：香甜是来自五颜六色的糕点、菜肴与饮品。父辈们的花衬衫是漂亮的，祖母与妈妈的裙子是漂亮的，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带着浓浓鼻音的普通话，还有就是在归侨聚会时，他们轻轻哼唱的歌曲，偷偷扭起的舞步。当时社会上常说这是“靡靡之音”、“小资”情调。等到我上小学了，发现同学们常常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少人当面叫我“番仔”。当我回家问起父亲我是哪里人时，父亲总是说你是中国人，不是什么“番仔”。当我参加工作踏入社会后，这样的称呼还时不时地会听到，每当这时我都会回答：我是中国人，只不过是有些特别的中国人。

       这种特别来源于我的祖父母与父亲。祖父陈佳传出生于福建安溪县的深洋村，是村里大夫第的子孙，可是到了祖父出生的时候，家里只剩一座空空如也的大夫第的祖厝，金灿灿的大夫第招牌换不来可以果腹的粮食。在现实面前，大夫第的子孙们决定下南洋。到祖父十来岁的时候，在大人的带领下也加入到了下南洋的人群中。一路辗转，最后在印尼的棉兰市落脚了。

       祖父从小学徒开始，慢慢有了自己的营生，生意也一点一点地做大，此间个中的辛苦是现代人无法体会的。他后来又娶了当地土生华人——我的祖母刘玉妹，一位标准的娘惹。但祖父始终没有加入印尼国籍，家里的孩子都是中国籍，上的也是华文学校。

        祖父与祖母的婚姻是个传奇。祖父祖籍福建泉州，祖母祖籍广东潮汕，因为一部《陈三五娘》，那时的福建人与潮汕人很少通婚，所以这件事在家族内成为趣谈。我常常开玩笑地说：不知道是祖父忘了说籍贯，还是外曾祖父（祖母的父亲）忘了问祖父的籍贯？

       潮汕地区民风彪悍，性格坚韧，历来都有反清政府的传统，祖母的先辈就是因此才下南洋。我的外曾祖父更是同盟会的成员，为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筹款并将家里作为接待同盟会的中转点。小时候听祖母说，在她还是小孩的时候，家里常常会莫名地出现些陌生人，几天后又莫名地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她的父亲。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中国同盟会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以同盟会为原型拍摄的。

       其实即使作为土生华人的祖母也承袭了祖辈坚韧的性格，日本入侵印尼时，为了生计又因不愿做顺民，祖父常常外出，年轻的祖母一人带着几个年幼孩子，把偌大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也曾问过祖母“害怕吗？感到累吗？”，祖母笑着说，哪有功夫害怕呀，每天照顾几个孩子，要为一大家人（包括店里的伙计）准备三餐，还要应付各色人物，累倒是累得很，不过把家守住了。说到这里暮年的祖母眼角飞扬，语气轻快，整个人神采奕奕，仿佛又回到了当时。

回到祖国  慷慨捐赠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参加了当地华社组织的国庆游行，上午参加活动，下午就有当地警察上门问话，这也为后来全家回国埋下伏笔。 

       1956年祖父与祖母受邀回国观光，此次回国之行不但游览了不少城市，还有幸与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结识；后来去了北京，又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祖父为人颇为慷慨，在1956年回国观光后，为了让家乡的孩子有书读，他在海外同乡中发起募捐并带头捐款，为故乡的小学盖起了新校舍。不过此事也被有些人说祖父爱出风头，更有甚者还说祖父贪污，为此祖父大病一场。这件事家里的长辈从没对我们这些孩子说起，我也是在长大后，隐约从长辈们打趣的谈话中得知一二。直到多年后，安溪深洋村的老支书与老校长来到家里，我才得知祖父当年的义举和受的委屈。我曾问过父亲，怎么从没说起过祖父盖学校的事，父亲淡淡道出：当年像你祖父这样的义举很多归侨都做过，再说你为自己家里做了事，还要宣传吗？我与弟弟听后不禁默然。

       晚年祖父从海外数次汇款家乡建校舍，收据均被祖父自己处理掉不保存，多年的义举皆湮没无闻，鲜为人知。直至祖父往生后祖母按其遗愿将最后一笔海外捐款及账户里的利息送到家乡安溪县深洋村新建的学校时，据乡里的统计说，爷爷当时共捐出1.7万元人民币。

不忘初心 保持感恩

       父亲（陈福星）出生在印尼，童年与少年过得衣食无忧。当时的印尼还是荷兰政府的殖民地，在父亲的出生证明上有很明显的殖民色彩，如荷兰的国徽及人头税。那时殖民地的白人孩子常常嘲笑华人的孩子，尤其是在一些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节日时，这种歧视就更明显了。“那是文明人过的节日，你们这些中国孩子怎么能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呢？”父亲回忆时常这么说，因此父亲并不喜欢那些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节日，倒不是老古板，而是童年的痛。

       青年时代的父亲随全家回国，分别在厦门与上海读书工作，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与“十年动乱”。平生第一次品尝了饥饿的滋味，但学校依然保证每位归侨学生的粮食定量与少量的副食品供应。因不愿随波逐流，父亲被下放为工人，不过有工厂同事的暗中关照，父亲没受太多的苦。即便如此他从没有后悔过回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恢复了职务，不久就带着全家从上海回到了厦门，一切重新开始。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父亲为技术引进忙前忙后。厦门印联会成立后，父亲长期担任联络员与苏北同学会的理事。后来又担任起华新路老别墅的义务巡查员，直到几年前大病一场后，才由我们晚辈接手。几年前的那场大病，父亲在与病魔作斗争时，厦门印联会及时地给予了关心与帮助，给了父亲与我们全家极大的鼓舞，也成为父亲战胜病魔的动力之一。

       这就是我的祖父母与父亲，他们是众多归侨中的一员，历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顺境与逆境，但他们始终不忘爱国初心，常怀感恩情，保持善念，回馈桑梓，勤劳坚韧，热爱生活，淡泊名利，为晚辈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光荏苒，祖父与祖母早已仙逝，父亲也步入耄耋之年。父亲最欣慰的是：我与弟弟已接替他在印联会里的工作。很多人都问过父亲：后悔回国吗？父亲总是说：我是中国人，这里（中国）才是我的家，哪有孩子后悔回家的呀！这是祖父与父亲当年回国时内心的最好写照。也是所有归国华侨的心声。

父亲陈福星回国前的全家合影    左起：父亲、二叔、祖父、祖母、小叔、大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