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我回国60周年。在这60年里，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经历了排华、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不论顺境或逆境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虽然我很想念我的出生地印尼，但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回国。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

       我出生于印尼的棉兰市，母亲是土生华人，父亲则是从福建地区过番（到南洋）谋生的中国人。那时父亲的生意做得不错，家里有佣人有司机，童年与少年的我衣食不愁。物质生活上的富裕，却不能代替精神上的压抑。因为信仰、肤色的不同我们会被白人的孩子嘲笑。父亲参加了庆祝“十一”游行，上午参加的活动，下午就有警察上门盘问。后来印尼当局排华加剧，加上父亲病重，想着叶落归根。于是1960年8月，我的父亲带着全家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启程，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

       在厦门安顿下来后，我就在集美侨校开始补习中文，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能吃饱饭就很好了，副食品少得可怜，我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在这么困难的时期学校依然保证每个学生的粮食定量与少量的副食品供应，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一年后我跟补习班的同学参加了考试，一个多月后收到通知，我被上海的学校录取了。当时考的是什么学校，读的什么专业，一切按分配。

       1961年的秋天我离开父母去上海读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参加工作没多久后，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极左的年代，我们与海外的通信完全中断了，又因我不愿参加造反派，不久之后我从一名技术员变成了一名工人，所幸工厂的同事们都对我不错，我并没有吃太多的苦，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恢复了原职，在80年代初举家调回了厦门，在第七塑料厂工作。适逢技术引进，我与同事又一起去日本考察生产线，引进了国内当时还不多的聚乙烯生产线，我终于能学有所用了。

       回到厦门后不久，厦门印联会成立了。我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参加，并常年担任了联络员与苏北同学会的理事。工作中我热心会务，常常将自己所在小组归侨遇到的问题及时反映到印侨联。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大力支持市政府的侨务工作。我住在华侨新村老别墅，因历史原因有些老别墅的主人出国，房子虽请亲戚照管，但都委托我帮忙照看。近年来有些房主和亲戚回国探亲，对一些政策法规不太清楚，我都主动将了解到的国家政策法规对他们讲解。二十年如一日，我带动家人主动协助社区向街坊邻里宣传政府政策，为邻里排忧解难，经常把自己家提供作为老归侨的聚会点，组织原华侨新村的华侨同胞们参加“老侨说”的茶话会。在2019年10月厦门市侨联召开的“最美侨界家庭”表彰座谈会上，我的家庭获评“文明新风”家庭。

       2017年年底，我大病一场（中风了），在我与病魔斗争的时候，厦门印联会及时送来的关怀与慰问金，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侨友的关爱。如今我年事已高，又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过多地参与侨务工作，不过让我欣喜的是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能接过我工作。

       回顾这60年，我经历了很多，但不论身处何种境遇，我都坦然面对，因为我知道我的祖国从不会抛弃我们。祖国就像母亲一样张开双臂为每个孩子遮风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