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因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我宅家期间，翻阅老照片，一张泛黄的照片映入眼帘，勾起了上世纪60年代我在南宁华侨补习学校求学的往事。

辞别昆明侨校

       侨校——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是祖国为归国华侨青年开设的初、高中补习学校。上世纪60年代，全国有：北京、广州、昆明、南宁、武汉、厦门6间侨校。学生主要来自东南亚：缅甸、印尼、越南、老挝等。凡就读于侨校的学生，称为“侨生”。1964年8月，我与二弟陈里邦从缅甸仰光乘飞机回国，在昆明侨校就读。由于当时缅甸政府排华，许多华侨纷纷送子女回国，学校人满，不堪重负，只得动员部分侨生前往南宁市华侨补习学校。     

       1965年2月，我们在昆明侨校过春节后不久，取道陆路抵达邕城。时间虽前后6年，但就读两间侨校，却占了全国侨校的三分之一。可谓“峥嵘岁月”，温故知新，回味无穷。

       昆明侨校门口来了3部卡车，准备送侨生到昆明火车站。我第一次在祖国搭火车前往云南省开远。邕城侨校派覃有广、姚兰老师等来接转读的侨生们，学校像过节一样热闹。砚友们互相告别着、鼓励着；有欢笑、也有依依不舍的泪水。

       当我们来到了昆明火车站，似乎他们也知道有一批侨生即将离开，广播喇叭里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音乐，我们提着各自的行李，按车票上的车厢上了火车，对号找位置入座。站台上相送的老师、同学们都依然站着，等候火车开动。此时，车厢的广播喇叭里反复响起了：“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的曲子，令我激动不已。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歌唱“包钢”的这首歌，现在唱起这首曲子，就会回想起当年在昆明火车站的情景；是啊！我们要像骏马一样飞驰了。再见吧，昆明！

       我们乘坐的是慢车，每站都得停靠，经过十几个小时，傍晚才抵达开远市。带队的老师安排我们在旅社住了一晚，翌日晨，汽车载我们去南宁。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旅游大巴，我们是在祖国第一次坐卡车走远程的。沿途尘土飞扬，侨生们纷纷捂着鼻，原想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敞开喉咙高歌，却被灰尘打住了。无奈，只好欣赏“江山如此多娇”的美景。在半途我们还下榻于旅社一晚，翌日经过百色，历时2晚3天，才安全抵达了邕城。

       邕城——南宁市，因邕江流经城市而得名。邕城侨校，位于南宁市西乡塘甘蔗站，我们是乘坐卡车直抵侨校的。侨校原以印尼归国侨生居多，对我们缅甸归国侨生的到来，他们表示了真诚的欢迎，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游子”，颇有回到家之感。

一年半的学习生活追忆

       邕城侨校比春城侨校的范围大。校内除了有篮球场、足球场外，还有游泳池；教学大楼离男女生宿舍还得走5-7分钟路程，食堂（也是全校大会的礼堂）靠近宿舍。偌大的一个学校，连我们的到来，才有400多个侨生。夜晚胆小的女生还要成群结伴才敢出门。抵达学校后，校党支部书记李金山、校长骆明在礼堂开了一个欢迎会，而后按春城侨校时的编班，免入学考试，按班就读；宿舍的房间设高低床，按年级、班安排。

       我在邕城侨校，读高一②班下学期，班主任刘季耘老师，又兼教政治课。大部分老师都居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以便随时关注我们的生活、学习。学校每周四下午组织劳动，或挖树坑，或挑塘泥，除寒、暑假，从不间断，以劳动来改造侨生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现在学校的足球场，就是我们双手挥汗开辟的。1965年8月，我升读高二②班，班主任是陈亿忠老师。

       当时学校，实行初中生粮食供应28斤，高中生30斤。助学金最高12元，二等10元，三等8元；由个人向学校提出申请，班委会讨论通过，班主任审核，学校审批发放。记得每月的伙食费是10元，剩2元，得寄缅甸一封家信0.52元，只有1.48元的零花钱了。

       1965年2月至1966年8月，一年半的学习、生活，是在扎实、艰苦、紧张的日子里度过的。即便是假期，老师都会安排满满的，让你只会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下乡与农民“三同”

      1965年夏，学校开了动员大会，组织我们这些侨生下乡与农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时间是10-15天，视农忙情况而定。这可是平生头一回，要住在农民伯伯家了，同学们盘算着要带什么日用品。动员大会上说，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也不讲究卫生，有的还会吃生的东西、喝生的水。大家不能嫌弃，先将就；事后再给他们讲科学、说道理，这就叫“打成一片”。

       我参加了这次“打成一片”的“三同”锻炼，住在一对中年夫妇的贫农家里。他们家没厕所，大便上公共厕所“轰炸”（因下面储水，会“扑通”一声），小便到“大自然”厕所。更谈不上有“浴房”了，只好跟着他们去湖边，拿着脸盆、毛巾擦擦身体了事。头几天，我还将就着过，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欲将身体泡到湖里去洗个痛快，没想到竟然惊动了“蚂蝗”大叔，几十只像游艇一般向我小腿袭来，我立马上岸，才免遭其大饱一餐。这对贫农夫妇起早摸黑，任劳任怨，他们过惯了这样的生活，就说吃吧，他们的粮食供应比我们侨生更低，菜是自己腌的咸菜、萝卜干。知道我们要回学校的消息，那天晚上，他们煮了白米饭，到湖里抓了两条草鱼，还特意准备了自家酿的米酒，准备欢送我回校；我心里特感动，贫下中农还是疼我们的。可是，到了晚餐时刻，端在桌面上的竟然是草鱼生鱼片，夫妻俩笑着劝着叫我多吃，这时我想起了下乡前动员大会上的交待，装着没事也跟着吃了几片生鱼片，这是平生第一次啊，印象深刻。饭后，夫妻俩对我这次下乡的表现还认可。我也婉转地向他们宣传了讲卫生有利健康的道理，当然，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不可能因为我的一番话而改变的。

       “忆往事，峥嵘岁月稠”。在邕城侨校一年半的岁月里，除学习、劳动生活外，学校的文体活动、治安保卫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井井有条。

各种活动百花齐放

       多数侨生历来能歌善舞好运动，每班的团支部、班委会都设有文体委员，在班主任指导下开展各班的文体活动。晚自习前教唱革命歌曲，周末、平常有班级篮球、足球、乒乓球、拔河等比赛。虽无电视可看，但也经常在篮球场或食堂看电影，可谓丰富多彩、不感到无聊寂寞。

       每逢节假日，如春节、国庆等，学校除全校大聚餐，改善生活外，还举办全校联欢会，由各班出节目，有大合唱、独唱、舞蹈、乐器合奏、独奏等等。当时在学校学会的革命歌曲，至今仍未忘怀，如：《我的祖国》、《十送红军》、《洗衣歌》、《大刀进行曲》等等。音乐使人快乐，让人激情，振奋精神。总之，当时若无这些文体活动，我们将变成“小老头”了。

       学校从各班抽调文艺骨干组织了文工团，有乐器组、舞蹈组等。排练大型歌舞表演《长征组歌》，准备参加南宁市中学文艺汇演。我与二弟因会弹班卓琴、拉小提琴，而参加了学校文工团的乐器组。同乐器组的有陈式利、陈中开、苏文银、叶杰珠、郑玲、朱仲谋、陈肖何等同学，还有印尼归国会拉手风琴、弹吉它的侨生。我们的演出非常壮观、十分成功，博得了观众们持久不息的掌声。

       侨校教学楼一层有乒乓球室，平时一些乒乓球运动爱好者常光顾，挥挥拍子，切磋球艺。学校组织全校乒乓球选拔赛，各班的好手们踊跃报名，从中选出男选手7名：郑成基、郑南川、苏文银、刘国辉、曹东军、梁秋生（印尼侨生）及我；女选手：吴新玉、陈超英、唐惠英……成立学校男女乒乓球代表队。

       学校男女乒乓球代表队，早晨集中跑步，而后由黄老师（教练）带队，我们正手无球挥拍100次、反手无球推挡100次。上球台练球，或对角互攻；或一攻一削、一攻一推、相互搓球等等。不是专业胜似专业的训练，使乒乓球男女校队的选手们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报名参加了南宁市大中专学校乒乓球男女单打、男女团体赛。侨校男女乒乓球队纷纷荣获团体冠军殊荣，为学校和全校侨生赢得荣誉。

       针对学校范围大、侨生少的原因，学校治保会主任易俊波老师，在各班设有治保委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任务6条：1.维护治安，保卫同学们的生命、财产安全；2.打击一切刑事犯罪；3.作好以守为主的防范工作，措施得力；4.及时反映情况，经常请示上级；5.宣传好人好事；6.累积经验。

       我参加了学校治保会的工作，每天夜晚，当同学们都已熄灯入睡，我们还在教学大楼及学校各个角落巡逻，生怕暗藏着校外小偷或犯罪分子，威胁同学们的安全。回到宿舍睡觉，已是晚上10：30许；翌日，还得照样晨练、学习上课。我在此时的体重是95斤左右，最瘦时才88斤。虽苦犹荣，至今难以忘怀。

       今年适逢母校南宁华侨补习学校六十周年校庆，特赋词一阙咏之:

如梦令·南宁侨校

六十周年校庆咏

晨阳

曾读邕城侨校。三百余人热闹。劳动并求知，艰苦身心健好。捷报。捷报。舐犊之恩荣耀。

作者简介

       陈汀阳，男，笔名晨阳、侹洋。1947年5月生于厦门，1948年随母到缅甸，1964年8月回国，在昆明、南宁华侨补校读高二②班；1987年厦门工人业余大学中文专业毕业。2007年6月从厦门旅游集团退休。2014年4月，当选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2017年当选厦门市侨联第十六届常委。2016年8月，编辑出版《晨阳诗文集》；2019年11月，编辑出版《侨生诗文集》；2020年10月主编出版《轸怀——郑葆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