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丁兰是位非常优秀的女士，我回国踏上厦门的第一天，那时是1961年6月，就是她负责接待我们家的，因为她懂得荷兰语。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称呼她“丁兰姐姐”，她是位非常和蔼的长辈。

        我在厦大侨联工作了16年，组织活动忙不过来的时候，黄老师总是一马当先地跑来帮忙。

        我退休后，因思明区侨联工作需要，帮助接待海外华侨华人。我的荷兰文水平远远不如黄丁兰，那是她的母语，不懂的地方，我就跑去向她请教，特别是母亲去世之后。

       我了解到，有一组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史料，非常珍贵。说的是吴仲汉先生的父亲吴云灿在印尼组织了支援祖国抗日基金会。买了4部救护车，派出23名医生，奔赴长沙和武汉，为八路军送药。日本侵略印尼时期，这个家族失去了所有的照片，而这段历史在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带领吴仲汉等人参观华侨博物院时，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有张“救护车”的照片就挂在展厅的墙上！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怎不令他们惊喜得几乎要落泪！华侨博物院的摄影师陈永宗连夜复制了这张照片送给他们。从此我和这个家族就一直有联系，后来他们就想来中国寻根。

        我想把这组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史料引回国内，但这些史料是印尼文、荷兰文写的，其中不少还是古荷兰文，我看不明白或是无法准确把握。于是我拜黄丁兰为师。她年老体衰，家务事多，印联会的工作也多，但我每次到她家请教，她都放下手头的工作，拿出字典，非常耐心地讲解给我听。

        我翻译出初稿后，发邮件给黄老师，请她审核。没想到的是，她家的电脑老旧，她又不会打印，就一字一字地先从电脑上抄下来，再逐字修改、批注，然后到邮局邮寄给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也非常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就该把文稿打印出来，送呈黄老师，可以省她很多时间。在她的帮助下，初稿基本翻译完工，送给了华侨博物院。

       丁兰姐姐做这些事情都是义务的，她也从不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