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风报 国内统一刊号 CN-35(Q)第00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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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仁心 ——林可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上)

发布时间:2020/09/04作者:来源:华侨博物院 供稿点击量:68鹭风报1479期04版 专题

       2020 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逆风前行、迎难而上,以生命托起生命,凝聚起强大的抗疫力量,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为全国迎来了战胜疫病、春暖花开的曙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共克时艰,在全球抗疫的战场上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也有一群白衣天使,义无反顾地放弃安逸的生活,慷慨悲歌,共赴国难。海沧乡贤林可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位生活西化却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新加坡华人科学家,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毅然投笔从戎,带领年轻的中国救护人员奔赴最前线,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杏林传薪 家国情怀

       林可胜(1897—1969),祖籍福建海澄县鳌冠村(今属厦门市海沧区),新加坡华人科学家,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潜心治学的同时,林可胜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和中华民族安危,毅然从单纯的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者转变为军医领导者,走上了医学救国之路。

       林可胜幼年赴英,1913 年克绍箕裘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1923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美国生理学会会员。在国际生理学界屡有创获,渐享盛誉。

       林文庆(1869-1957),林可胜之父,医学家、教育家、星马华人橡胶业和金融业先驱,1921-1937 年任厦门大学校长。黄端琼(1876-1905),林可胜之母,马来亚诗巫侨领黄乃裳长女。

       1925 年林可胜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1935-1937 年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执行院长职务。任职期间他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方面成就斐然,积极协助政府规划现代医学体系。

       1926 年林可胜任中国生理学会首届会长,翌年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并使其成为国际生理学界重要期刊,1928 年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1933 年1 月1日长城抗战爆发,林可胜担任华北救护委员会常务委员,带领协和军医官救护训练队,组织12支移动医疗队和小型后勤服务,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处进行战地救护。

       长城抗战期间,林可胜不仅规划设计救护队用具、服装、运输工具以及人员的救护训练,还亲赴前线,视察及指示工作事宜。

04-3.jpg林可胜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七七事变 奉召擎旗

       1937 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础薄弱的中国医疗救护体系濒临瓦解。整合医疗救护力量、具备流动救护能力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应运而生。拥有海外背景、具备良好医学素养和出色组织能力、具有较高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林可胜,也随即成为领导这支队伍、承担战地医疗救援重任的不二人选。他兼程归国,从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战地医疗救护生涯。

       1937 年12 月,南京沦陷,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1938 年春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林可胜担任临时救护委员会代理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本着“精干、高效、灵活、分散”的原则,林可胜将救护队员分成若干流动医疗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独立作业。救护总队从最开始的37 支救护队、队员699人,至1942年发展到150支救护队、队员3420人,遍布全国主要战区。

       在条件苛刻、物资匮乏的环境中,贵阳图云关总部在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人员共同努力下,建设成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吨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区,昼夜不停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抢救伤员。

       林可胜以“救死扶伤、博爱恤兵”为宗旨,订立8项救护信条。救护队员置生死于度外,立下誓言:“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

       1938 年5月,林可胜在湖南长沙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弥补战地救护和防疫人员缺口。1939年,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随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图云关,由“班”改“所”,历经5次改组,先后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等地开设分所。卫训所和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构成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中心,训练人员达2万余人,不仅满足战时需求,亦为战后卫生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1938年至1942年,在林可胜领导下,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发展达到顶峰,促进救护总队与全国救护医疗单位有效衔接。

       林可胜责成专家编写战时教学规程,教材出版后分发到图云关总所及各分所、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单位,达到医疗、防疫和救护的统一。抗战爆发后,传染病的流行愈加严重,许多伤兵死于疫病。因此,林可胜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协助完善战时卫生防疫体系,促进基层公共卫生现代化,有力维持并增强抗战力量。

       1940 年夏,林可胜率队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行走70多天,回贵阳后马上拟定预防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计划,并推广到各战区,从而改善广大官兵健康状况,减少军队传染病。

       救护总队设立伤兵营养特别经费,得到新生活运动妇女部、“伤兵之友社”、北美和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支持,筹募到额外营养费以及被褥、衣服、牛奶、奶粉、鱼肝油等急需品。截止1939年底,特别营养每月令近2万伤病员受惠。

       为挽救更多士兵的生命,林可胜向美国医药助华会提议在中国建立血库。1943 年6月,中国血库在美国纽约成立,试运行5个月内采血1157份,制成57瓶冻干血浆运回中国,专为抗战将士输血。

       1938-1945年救护总队总计救治超过2200万人次。其中外科实施手术11.98万次,骨折复位3.55万人次,敷伤878.47万人次;内科住院214.29万人次,门诊军人248.16万人次,门诊平民200.29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人次;X光检查5.84万人次,灭虱79.21万人次,检验22.65万人次,补充特别营养93.48万人次。

04-1.jpg林可胜(左1)与同事在其创建的

中国首个学生生理学实验室

出处:协和医学院


秉持人道 胸怀大义

       林可胜秉持人道主义,坚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救治官兵的同时不忘兼济四方百姓,参与难民救济和平民卫生防疫;坚守国际精神,亲率医疗队,支援盟军作战,提供域外救护保障。

       林可胜先后派遣20余支医疗队赴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助,适时调拨经费、药品、器械,任用和保护进步青年、国际左翼医生。1938 年,在林可胜的协助下,白求恩率领美国-加拿大援华医疗队从汉口辗转前往晋察冀前线。除了在前线救护伤兵、在后方运送物资,救护总队也在沿途救助难民,搭建避难所,提供义诊,分发药品、食物、衣物及救济款。

       1942年,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滇缅公路面临被日军封堵的危险,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军队支援缅甸境内的英美盟军作战,林可胜受命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医药总监,因表现出色,多次获英、美政府授勋。

04-2.jpg缅甸红十字会捐赠卡车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大爱无疆 情谊无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战场伤亡惨重,面临物资缺乏、医疗设备落后的困境。海外华侨华人不仅捐资捐物,成立医药援华团体,还回国参战,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各国友好人士奔走呼号,组织“援华医疗队”参与抗战救护;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支持,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给予中国无私援助。

       为解决药品、器械、资金不足等问题,林可胜吁请国际援助,以其声望获得国际社会及海内外华侨华人的踊跃呼应。1938-1942年,林可胜募款达6600万美元,而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元。

       1938年起救护总队陆续收到捐款,主要的资助来自欧美红十字会和海外华侨华人,林可胜每年定期携带工作成果赴美报告。

       1938年1月24日,由旅美华侨许肇堆、魏菊峰、赵不凡倡议发起的美国医药助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简称ABMAC)在纽约成立,为中国军队和民众募捐并提供医疗救助。该会定期刊印公报,介绍国内抗战形势和工作情况。

       抗战后期,美国医药助华会资助大批中国医护人员赴美学习。他们归国后成为中国医学的先驱者和权威,为战后的中国医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1年,林语堂携三女林相如在纽约街头为筹建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简称UCR)募集资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不久后,他当选美国医药助华会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成员。

       1942年2月,美国援华联合会在纽约正式成立,整合了美国各地援华抗日募捐团体,许肇堆当选第一副会长。美国援华联合会会同美国红十字会,在抗战期间统一协调美国民间援华工作,成为援助中国最多的慈善组织,对华援助囊括医药、灾民救济、教育、儿童福利等。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6年8月底,2200万中国民众因此得到不同形式的帮助。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海外华侨华人同仇敌忾、广泛动员,为抗战救护筹募资金,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

       1940 年3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考察,8月行至贵阳,与林可胜、周寿恺会面,对林可胜的工作极其赞许,决定参与捐助。返回新加坡后,陈嘉庚即刻以南侨总会名义汇款21万元,并筹谋其余捐助事宜。

       至1939年底,救护总队运输队188辆车中有150辆为各方捐献,其中大部分为华侨华人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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