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导演张吉安戴着一副粗边黑框眼镜，身后一面摆满唱片的高墙一路延伸至屋顶。四年前一篇题为《乡音战士张吉安》的报道如此描述：“家里厨房只能煮开水，因为他的家同时还充当文物仓库，收藏的古董对环境湿度、温度和空气对流度都特别敏感。”

    修读完电影专业十余年后，张吉安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2020年，他便凭借处女作《南巫》获得了第5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张吉安见到李安时，得知对方看了《南巫》，“得寸进尺地问他对《南巫》有什么评价。”李安说，用东南亚的素材来诠释这种奇幻又带点写实的作品，拍到这样的程度让他很惊讶。

    得奖9个月后，《南巫》被盗录，并在半个小时后以恐怖片之名位列微博热搜第六。但实际上，《南巫》并不仅仅是一部恐怖片，这个故事六成来自张吉安本人的童年记忆。马来西亚与泰国接壤的村庄吉打，父亲被下降头而口吐铁钉、昏迷不醒，远嫁来此的母亲一边为其寻求解降办法，一边勉力维持家庭生计，不同语言、习俗和信仰在移民社群中交织、冲突。神鬼巫术为皮相，边界人的生存状态为骨相。

    “降头其实又有点像国家的强权。”张吉安说，“华人可能得不到公平境遇，仿佛一个诅咒一样。”

    他做戏剧，采集散落的乡音歌谣，做广播，强烈地参与社会议题以及为华人发声。但他也曾说，很多事情不必总以华人为受害者的角度看待，若总以族群为本位出发的话，那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定的限制，而创作本该在社会里面找个定点，从中寻求更宽广的空间进行操作。

无名义山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一些事情是讳莫如深的，比如张吉安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只要一提起“513”都会闭嘴，“绝口不提，大家都很怕。”

        2009年4月，为保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范围的40英亩地段不被征用，张吉安带着一班戏曲伶人前去拍摄照片，以艺文方式为其发声。到了那儿，一位老院民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后山看吧，很有历史的。他们便循着老院民的指示往深处走，林间露出一块狭长平地，杂草和落叶上歪歪斜斜立着108块墓碑。一座无名义山。

       一些墓碑无名无姓，刻了字的则齐齐显示立碑时间为1969年5月14日至20日，他们都死于5月13日的一场暴乱。

       1969年，马来西亚国民议会选举，各党派竞争激烈，5月11日大选结果揭晓：以华人为主体的反对党得票率约51%，首次超过联盟得票率，所获议会席位大幅增加。当天以及第二天，反对党支持者在吉隆坡举行庆祝游行，5月13日，马来人举行反示威游行，期间与华人、印度人发生流血冲突。

       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共有196人在这场暴乱中丧命，43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死者与伤者为华人。马来西亚进入紧张状态，国会政府悬搁21个月，各种政治力量继续斡旋、谈判。

       种族暴动的幽灵长期在东南亚上空游荡，一些国家的族群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至今仍在持续。

       那年从无名义山回来后，张吉安每逢5月13日和清明节都会前去探访、记录。

        “我们这一代，不少人正努力去探寻历史的注脚，哪怕是掐喉的话语权，也不愿再选择吞声默言。”张吉安在《捂义山》一文中写道。捂义山与“513”谐音，“也寓意被独夫之手捂眼不见光的一座义山。”

过不去的边界

       无形的规训仍持续存在于边界华人的生活中，有些通过不能说的方式，另一些通过必须说的方式。

       张吉安上小学时，学校推行“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有一回阿嬷到学校给他送便当，在走廊中讲了几句潮州话，老师无意听到，张吉安被扣了品行分，并到走廊罚站，成绩报告册里被特别注明“爱讲方言”。

       另一位马来华人学者、社运工作者陈亚才也曾提到，“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方言是一种导致分裂的因素，所以鼓吹少说方言，多说华语，以至于变成一个社会共同的想法：纯讲华语，在70、80年代被认为是进步的象征，讲方言就成了落后的象征；这种观念变成政策，变成学校制度。”

       即使到了现在，张吉安去学校做关于乡音的讲座，发现“在学校不可以讲方言”仍写在校规里。有一次他做完演讲，校长上台说：“你们今天听完就好，以后在学校在班上不准讲方言。”

       一旦从学校回到家，张吉安又变成左耳听着外婆的潮州话，右耳听着奶奶的广东话，先前的邻居讲闽南话，后来的讲马来话，再后来是暹罗话，他见到什么人就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讲话。一直到后来做电影也是，“本身不懂得这些方言的话，是没有办法百分百用他们的情感去叙事的。”在金马奖的获奖致辞里，张吉安用马来语向深刻影响他的导演Kak Yasmin致谢，用潮州话向父母说了感谢。

       语言揭示着一个人的来处。

       十九世纪的经济移民大潮里，张吉安的爷爷被卖猪仔从广东来到了新加坡，他在新加坡赚了足够的钱之后，赎身，逃至马来西亚落脚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后来张吉安听母亲讲，爷爷临终时躺在床上未闭眼，一直喊着家乡的名字。

       他的外婆从潮州下南洋到曼谷，一路走到了马泰边界的吉打，这个马来西亚国父的故乡。外婆是潮剧迷，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黑胶唱片听潮剧，听了许多年，听到唱片发出沙沙的颗粒声还在听。听什么呢？苏六娘、陈三五娘，才子佳人的故事。

       “我整个家都是离散史，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张吉安说，“他们带过来一些信件，还有唱片，我都还留着，通过这些会越来越了解当年的人如何离开原属的地方，远走他乡，他们情感的脉络里，其实一直还想着他们自己的家乡。”

       2014年，张吉安受邀到广西参加音乐节时，他向上班的电台申请了一个月假期。他去了一趟广州，辗转找到爷爷故乡所在的村落，那里大部分已经拆迁，只剩下一个姓张的宗祠，他讲明来由，把爷爷奶奶的照片放在了宗祠里，“让他们能够完成回家的心愿。”

《南巫》拍摄现场

乡愁与逐渐消散的乡愁

       不创作时，张吉安的一项日常工作是养护、整理他收集来的唱片资料——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那面唱片墙被分为口头文学、戏曲曲艺、口述历史三个大类——童谣、过番歌、顺口溜、粗话；粤剧、潮剧、福建南音客家山歌、昆曲、海南琼剧、广西山歌、庙堂音乐；很多老人打开心房后滔滔不绝说几个小时——张吉安录音回去慢慢重听、分类、剪辑。

       有老人是二战前逃难来东南亚讨生活，也有长辈和他外公一样，被卖猪仔卖来此地。一些黑胶戏曲唱片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人带来东南亚的。还有的是戏班演员在马来西亚扎根后表演录下来的。

       收集这些花费了他十多年的时间，或许还会更久。2005年起，张吉安进电台开始做乡音采集。这不是一个能给电台带来更高关注度的话题。“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说服单位，”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总之，电台讲定，给他几年时间，如果做不出成绩，就停。

       基于乡音考古的思路，张吉安陆续策划出五个节目：《乡音考古》《安全考古地带》《华乐新当家》《吉兴造音》《友人漫游》。每周一到五晚8点到12点是他的上班时间。周六他就外出采集，范围从北马开始，慢慢延伸到南马、马六甲，再到东马；下周一下午再回到吉隆坡，晚上做电台。

       “为这些慢慢凋零的老人家的乡音成立一个资料记忆库，至少是历史、人文关怀的一种。”张吉安说。他听老人说各自籍贯的语言，录下他们下南洋的故事，辨识他们记忆中的歌谣，保存他们的旧物件。每认识一个生僻词，他都感觉像寻得了一件古董。有华人听众在社交平台私信告诉张吉安，自己年迈的家人收听他的节目度过晚年。他把老唱片和当地老人家的声音整合，在马来各地做老街导览。他试图用乡音“再造一个幻想社区”。

       2011年，他凭借《安全考古地带》和《乡音考古》两个节目拿了“安卡莎国家广播大奖：最佳男广播人”奖，这是这个奖1970年代创立以来第一次由华人获得，他打败了在马来西亚更主流的英语和马来语节目广播人。他专职做到2017年，因为支持“干净选举”而至政府不满，要求他续约时提交他已遗失的大马中学文凭，他就此离开电台。

       他曾经在采访里强调，不喜欢“方言”这个词。“其实是将一种语言踩在另一种语言身上。”他坚持用“乡音”。小小一个马来半岛，华语就因广东潮州人、福建客家人、海南人、三江人（浙江、江苏、江西人到马来西亚后，选上海话为共同语言）的身份不同而呈现出不同。

       自然地，上述经历成为了他虚构创作的底色。《南巫》的一大特点是主人公的乡音。《南巫》的故事发生在马来西亚北部吉打的村落，张吉安外婆家一带。这里位于马来西亚与泰国边界，呈现马来、华人、暹罗文化交织的特质。妻子求助西医、拿督公（马来人的原始神）、烧符水、拜山神。妻子来自柔佛新山，马来西亚南部与新加坡的边界，本来不信神巫。

       男主角说的是“吉打福建闽南话”。这是一种掺杂了当地马来话和邻国暹罗话的特殊闽南话。张吉安小时候的邻居就有马来人和暹罗人。张吉安写剧本时精心设计，找素人演员时，他的要求是有吉打福建闽南话基础。只有扮演珂娘的演员说泉州话，由张吉安以前在电台任职时相识的懂泉州话的老师指导。

       如前所述，《南巫》不是鬼怪片，但片中确有一位非人的、面目苍白的披发女性，叫珂娘，看上去年轻、憔悴。她第一次出现是在象屿山里，妻子到这座山中给丈夫求解降之法，遇到了山神珂娘。最后得到点拨，妻子在一棵树下掘出邪物，上船打算抛入海中。珂娘坐在船头，对那位妻子说，“我永远过不了这个边界，回不了我的老家。”

       珂娘的原型是马来西亚华人传说里的“泉州公主”：传说，唐朝时宰相带着稻米、泉州公主停泊在吉打，巫师要见公主，被拒绝，公主离开港口，巫师生气，令大象吸走了海上所有的水，而公主不愿下船。巫师令大象长啸，公主的船变成了山，公主被困山中。

       在《南巫》里，珂娘穿着马来服装，“心里面却记挂着回不去的边界。她代表着我们的祖辈的离散史。”张吉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