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鼓浪屿申遗成功后，鼓浪屿文史研究和传承的脚步仍不停歇。2018年3月，《鼓浪屿华侨》隆重出版。

　　发行仪式上，《鼓浪屿华侨》的主创许一心、何丙仲、陈峰、谢达谦分享了创作心得。作者之一、鼓浪屿侨联主席许一心说，4位作者都是鼓浪屿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他们从小受到华侨文化的耳濡目染，认为华侨文化是鼓浪屿文化的核心，一直心心念念地想把这些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作这本书历时4年。

　    《鼓浪屿华侨》全书共6章，系统阐述了鼓浪屿华侨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中以及在城市建设、实业开发文教公益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记述了鼓浪屿华侨侨眷在市政建设、实业开发和文教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史迹。

自古以来是侨乡

　　鼓浪屿在厦门岛之西南，与厦门岛隔海相望。厦门和鼓浪屿是漳、泉两地的交汇点，老鼓浪屿人，也即当下通称的闽南人。

       闽南人自古“以海为田”，其漂洋过海、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五代。经过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和明末漳州月港海上交通的先后兴起，许多闽南人已经远航到南洋、东洋等地经商贸易，其中有不少人就定居在那里，成了海外移民。

       明代末年，李旦、颜思齐和郑芝龙等著名的海商就曾从以厦门湾为中心的闽南沿海出发，纵横远东海域。其后郑成功在抗清复台的同时，出于“通洋裕国”的需要，奠定了厦门作为其海外贸易口岸的基础。这个时期，随着海路的畅通，北至日本的长崎，南至巴达维亚、吕宋等地，都遍布闽南人的足迹。  

       明朝灭亡后，清政府在全国设置四大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厦门为闽海关正口，成为“通九泽之番邦”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闽南籍华侨出洋或回国的主要门户。于是，厦门与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

　　鼓浪屿华侨的历史同样也是源远流长。1843年厦门开埠，英国首任驻厦领事纪里布出发时没有配备翻译，到任后只好在当地找到一位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的人充当译员。这些点滴的外文资料，从侧面反映厦、鼓的原住民中不乏有曾经下过南洋的人。

　　我们所说的鼓浪屿华侨，指的是曾经居住在岛上的海外归侨及其眷属，或者是由鼓浪屿出发到海外定居发展、并对厦门鼓浪屿产生过影响的人。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阅读史料，发现近代以来那些事业有成之后从海外回归鼓浪屿的华侨，基本上都是本身或先辈曾以亲属（族人或亲戚）移民的模式，主动过番出洋，在蛮烟瘴雨的异国打工务农、经商创业，经过艰苦奋斗而成功的闽南人。

　　19世纪60年代以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洋商、领事和传教士乘机蜂拥而入，进一步在厦门设洋行，划租界，倾销洋货，继而又到鼓浪屿“永租”私地，建造公馆、领事馆、俱乐部和教堂，在岛上居住。客观来说，厦门港的真正起步，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

       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同时也激起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和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洋务运动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厦门港口的逐渐发展，客运较之前方便，商机也较之前有所增多，加上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清朝政府还颁布了一些鼓励投资的政策，并且指令各省官吏招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兴办工矿企业，进一步激发了海外华侨回国创业的热忱。

       《厦门华侨志》有1875年至1898年这24年间，往返于厦门与海峡殖民地、西贡、马尼拉、爪哇、苏门答腊等口岸的客运人数的统计数据：前往者总共为916189人次，返回者为1299165人次，回国者明显多于出洋者。

华侨发展鼓浪屿

       历史上鼓浪屿从未有过人口统计。近代第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见之于英国人翟理斯1878年出版的《鼓浪屿简史》，据该书所载，至1878年岛上共有中国人2835人，各国洋人252人。

       通过一些不完整的资料，还是能够看得出鼓浪屿的人口和社会状况的微妙变化。厦门海关历年年度的报告书表明，1880年厦门城市与郊区约有88000人，而外国居民为285人。1911年鼓浪屿的人口增加到“估计大约为12000人，外国居民则大约300人”左右。这说明从1878年至1911年，鼓浪屿的中国人人数至少已增加了4倍多，而居住在岛上的外国人都保持在两三百人左右，变化不大。

       逐年增加的这些中国人都是些什么阶层的人呢？鼓浪屿岛上逐年增加的华人住宅，告诉我们那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在鼓浪屿，“到处可以见到一些成功者的华丽住宅，这些人或凭藉不正常的好运气，或凭藉杰出的才智，设法在爪哇或海峡殖民地积累大笔财产，然后安全地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家乡……许多回来的移民，尤其是少数成功者，有着较丰富的经验，较广阔和较开明的视野”。

       不但如此，华侨还把子女带回鼓浪屿接受教育。1892-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书之二》就写道，“生活在马尼拉、海峡殖民地的中国商人们回到本地，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子女所受到的外国教育的优越性”，于是“进步和欧洲文明正慢慢地和悄悄地在本地区（指鼓浪屿）取得进展。”这里所谓的“进步和欧洲文明”，实际上是鼓浪屿华侨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多元文化的特质。

       从人口比例和素质方面来看，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接受过西方文明并具有相当经济能力的华侨已成为鼓浪屿的主要居民，他们和外国来厦的外交、商务和传教等人员共同生活在岛上。在公共地界设立之前，鼓浪屿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以华侨为主的华洋共处的生活区。

       1902年，鼓浪屿被辟为公共地界。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满清封建统治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参与下，国内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在“实业救国”这个时代精神的鼓舞下，华侨回国投资创业的力度进一步增强。

       辛亥革命之后，政府颁布了《华商兴办实业条例》等一系列护侨和鼓励回国投资工业的政策，福建省还率先于1912年10月成立“福建暨南局”，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侨务法规——《福建暨南局章程》，这些举措都激发了海外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以报效祖国的热潮。

       加上20世纪20年代，厦门开始着手规划和实施厦门港口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为华侨在房地产业和工商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个时期，闽南华侨回国的人数比以前增多。统计到抗战期间鼓浪屿沦陷的1941年，该岛的人口已由1911年的“大约为12000人”，增加到“大约43000人”。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鼓浪屿的人口又增加了将近3倍，从史料和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所增加的大多数是归国华侨，以及随他们而从闽南各地来此共同生活或务工的人。

       目前保存下来的1000余幢近现代建筑，大部分是20世纪公共地界设立以后陆续所建。其中近年来所认定的391栋历史风貌建筑，至少有80%以上是华侨和侨眷的业产。至20个世纪30年代，鼓浪屿华侨、侨眷的人口比例之高，以及东南亚著名侨商聚居人数之多，一时堪称福建全省之最。所以1921年8月，中国第一个官方管理华侨事务的机关——福建暨南局就设在厦门的寮仔后，居住在鼓浪屿的印尼归侨林辂存担任首任总理。1923年该局迁至鼓浪屿的鹿耳礁。

振兴民族工商业

　　这些定居或不定期居住在鼓浪屿的华侨，虽然在岛上建起上千幢各式各样的新式楼房，但并非把它视为来此休闲养老的地方。许多华侨、侨眷先后以鼓浪屿为联络海内外侨心的桥头堡，在岛上为民主革命和振兴民族工商业，乃至厦门鼓浪屿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从而实现他们报效祖国的理想。就因为鼓浪屿华侨留下那么多的爱国爱乡事迹，所以侨乡文化是鼓浪屿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过抗日战争和其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直到现在鼓浪屿依然保留着侨乡的特色。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岛上的居民不断迁出，但据2004年的统计材料所载，人口20172人的小小岛屿，还拥有归侨、侨眷10520人。2010年出版的《中国侨乡侨情调查》一书，鼓浪屿照旧名列国内15个典型的侨乡之中。

       作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要素的洋楼别墅，大多数都是华侨、侨眷的产业。另一方面，鼓浪屿侨联在新的历史时期还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以说，至今为止鼓浪屿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侨乡。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是广大华侨的共同特点，闽南籍华侨也不例外。由于闽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因而闽南华侨热爱家国的情结更加浓厚。

       在封建专制的统治时期，多数华侨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早在大航海时代，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闽南人遭受明朝海禁政策的迫害，远走东南亚谋生而变成华侨。遗存在马来西亚的厦门曾厝     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记载当时李姓族人走避南洋，直到三十多年后，依旧坚持沿用明郑的永历年号。这说明民族矛盾等等政治因素已介入海外华侨的生活之中。

      这些移居海外的闽南人在异国饱受种种艰难，特别是大航海时代之后东南亚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他们还要遭受到西方殖民国家的欺负。现实生活的这些遭遇，使他们的心灵深处自觉地烙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潜在意识。

       他们在侨居地组织秘密会党。1853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就是在新加坡华侨会党的策划下爆发的。起义失败后，不少会众由厦门撤往南洋群岛。这些人的后代，为日后的民主革命埋下了星星火种。当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时，立刻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和支持。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从海外华侨中发起的。原籍厦门、旅居东南亚的杨衢云、陈楚楠等许多华侨都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为之倾资出力，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孙中山先生称赞“华侨是革命之母”。

　　鼓浪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不仅要保护岛上所有“申遗要素”和风貌建筑（大多数属于华侨、侨眷的业产），更应该以闽南侨乡为切入点，透过这些具备可视性的建筑物和道路街巷，深入探究鼓浪屿华侨的历史与特质。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尽管无形。

       （选编自何丙仲《近现代鼓浪屿华侨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