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助（1884-1960） 厦门市侨联常委

赵启泰（长子） 厦门市政协常委、福建省及厦门市侨联常委、华侨大学校董

赵启霖（三子）福建省人大代表、厦门市侨联常委、副主席

赵启安（六子）厦门大学侨联副主席、主席

陈裕秀（儿媳）福建省政协常委、厦门市侨联常委、厦门大学侨联主席

       赵天助家族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归侨家庭的故事。且听赵启安讲述家族数代人从家乡到南洋，新中国成立后向往崭新的生活，从南洋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历经风雨彩虹，而今过着安稳晚年，儿孙学业有成的变迁故事。

       赵氏家族约在宋朝从河南迁到福建省漳浦县。在他们老祖宗的墓碑上，刻着“金浦”两个大字，提醒着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来处。康熙年间迁居厦门，先辈们的墓地曾在厦门港、万寿山等地，因着城市发展，又都迁移到薛岭公墓。这个历程，和许多老厦门人经历的相似。

       赵启安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出洋了，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那个时代闽南华侨告别家乡下南洋，就是赌上了性命。可是家乡的贫瘠、家人的生计和下南洋的风潮，还是令壮年男子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航程。赵启安的曾祖父不幸在海上遇难，留下家中老小愈发艰难地度日。

       赵启安的祖父长大后，踏着前辈的足迹出发，他的目的地是新加坡。可是在彼岸，他所能做的只是苦力，还是穷，没有余钱寄回家乡赡养老小。

父亲赵天助

       赵启安的父亲赵天助（1884-1960）3岁进入私塾读书，15岁因为家贫就去金纸厂做佣工。每天早上4点起床，5点上工，要一直做到晚上10点。这样的日子熬了四年。没有办法，家里有5口人需要吃饭穿衣。

       1902年，赵天助和父辈一样下南洋，他到印尼泗水，在堂叔开的店里做店员。1938年，已经54岁的赵天助终于攒够了自己创业的资本，做起土特产生意。丁香、鱼干、水果、咖啡等，四处收购后再贩卖出去，从中赚些薄利。略有盈余后，赵天助非常开心，像绝大多数华侨一样，把自己舍不得花的钱汇回了家乡。

       中间破产过一次，他不以为然，重头再来。1941年，日军入侵印尼，迫不得已，赵天助一家十多人逃难到乡下，辛苦攒下的财物毁失殆尽。赵天助生性乐观，就是这样两次破产，他面如常色，夜里照样安然入眠。

       1945年，日军战败撤退，赵天助一家回到了泗水。两手空空，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诚信还在，这就是翻身的本钱。好朋友陈清安等找上门来，主动筹资交给赵天助：“这些钱你拿着，就算我们借你的，要是生意失败了，就不用还了”。之前的客户关系也都还保留着，数量、价格，说了就一定执行，信守承诺。得道者多助，自助者天助。赵天助1947年成立了泰兴有限公司，再加上儿子赵启泰、赵启霖和堂侄儿赵人庆都成了得力助手，公司年年盈利，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只是常年劳累使赵天助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幸而大儿子赵启泰已可胜任托付，因而赵天助于1952年退休，到拉旺养老度假，赵启泰接过了公司生意。

       这个时期，从祖国、家乡不断传来消息：共产党执政了，变了天地呢。不时有老乡、朋友来访，他们有的已经回过中国了，描述起新社会的见闻，个个眸光闪闪。特别是亲家、赵启泰的岳父，他回过泉州晋江老家，连连感叹“不一样”。那时厦门与泗水之间有船通行，民众往来频繁。年近古稀的赵天助那颗思乡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1953年，他汇款回国，委托中国银行房产部购置居所，准备回国养老。

       1954年7月1日，思乡心切的赵天助带着妻子和年龄较小的5个孩子，从泗水登上了回国的航船。他们经过新加坡、香港，再到深圳。又从广州坐上烧煤的汽车，经汕头到厦门，大概坐了3天的车。年过70岁的赵天助一路颠簸但也一路兴致勃勃。

       在民主大厦的旅社里过渡了1个月，虎园路5号的房子装修好了，全家人开启了新的生活。每天早上五点，街巷里踢踢踏踏的木屐声频密起来，粪车慢悠悠地驶过，一边还召唤着。赵天助准时起床了，喝了水仙茶后，他必定前往位于百家村的陈清安家，一边拄着拐杖一边还要哼着跑了调的南音，街坊们一听就知道“天助伯又出来散步了”。

       赵天助如此开心，确实是因新生活太过美好。回国不久，厦门市侨联就找上门了。赵天助加入了这个温暖有趣的大家庭，每次开会、活动，他都认认真真地去参加，还说要“有始有终”。厦门市侨联要成立厦港渔业公司，需要集资买2条船，共需8万元。赵天助和颜西岳、汪万新、陈清安每人凑了2万元。那时的2万元绝对是笔巨款。华侨中学、华侨托儿所、华侨幼儿所，他也捐资了。他说自己没读什么书，一定会支持教育的。他感恩祖国给了他新生命。

       赵天助也记得泗水堂叔的恩情，承担起了照顾堂叔一家生活的重任。他自己仍然保留着简朴的生活习惯，而且十分幽默风趣，人们常被“天助伯”逗得哈哈大笑。

       1957年4月21日，厦门海堤建成通车，赵天助作为侨界代表登上了通行海堤的火车。他坐在车厢里，双手拄着拐杖，笑眯眯的模样定格在《人民画报》上，海外的亲朋好友也都看到了。爱开玩笑的“天助伯”又逗趣说“我被‘骗’回来了，现在我又要去‘骗’人回来了”。他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快乐是难以掩饰的。

       赵天助有生之年最欣慰的事，是看到带回国的五位子女，已有三位升读大学。赵启昌考进厦门大学数学系，赵启益考进福建中医学院，赵碧华考进福建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对比自己年轻时的贫苦无助，他感慨万分。

赵天助等捐款购置的渔船

1954年，赵天助全家在印尼时的合影

母亲陈意娘

       在中华大家庭里，母亲常常是幕后不被重视的那位。而赵启安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格外尊敬母亲陈意娘（1905-1984），认为父亲的成就来源于母亲的默默支持，自己的成长来源于母亲的谆谆教导。直至今日，在白鹤路的老别墅里，花砖地板，老旧的沙发，赵启安有时会回想起，母亲就坐在那里，念叨着“做人吃亏是福啊”“宽宏大量才有福报”。

       陈意娘本名“陈淑意”，像东南亚许多家庭的女孩儿一样，结了婚就被唤做了“娘”。她也像东南亚许许多多华侨家庭里的女孩子那样，接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把“贤妻良母”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人生目标。赵天助做土产生意，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得在外头“趴趴走”。勤俭贤惠的陈意娘承担起了生养7个儿女的重担，还要照顾赵天助前妻留下的2个孩子。如此庞大的家庭，在她的操持下，孩子们都和睦健康地成长。

       回国后，孩子们长大了，结婚嫁娶、儿孙绕膝，一大家子仍然相处得很好。儿媳陈裕秀记得自己刚嫁进赵家时，一句闽南话都不会说，婆婆很和善很有耐心地教导着她。回到国内，经济上其实是逐渐不宽裕的，孩子们的衣服缝缝补补接着穿。亲朋好友都爱到这个热闹的大家庭，到了饭点，陈意娘照样加饭加菜，热情招呼着。家里的“羚羊角”常常被借走拿去磨粉给小儿压惊，有一次还回来时竟然短了一大截。陈意娘笑笑，没有过多计较。

       赵家回厦门后，认识了一个盲人家庭，来往久了发现他们经济很困难。赵天助、陈意娘决定以每月10元长年资助。父母亲乐于助人的精神，成了赵家兄弟姐妹及后代学习的榜样。

大哥赵启泰

       1954年父母带着弟弟妹妹们回国时，长子赵启泰（1923-2012）留在了印尼，家中的产业需要他。他写得一手好字，精通中文、印尼文和荷兰文。不仅生意做得好，还热心华侨华人社会的工作。曾担任印尼泗水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印尼泗水侨联秘书长。万隆会议时，他参与了保卫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两次排华事件中，他做了大量帮助难侨回归祖国的工作。还协助中国驻印尼泗水领事馆做翻译工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1967年，赵启泰被说成是“共产党”，面临被拘捕的风险。他带着妻小一家6人，只好连夜逃走，撇下了所有生意和资产。到了广州，上岸一看，满城的大字报。

       回到厦门，总算平安与家人团聚。但没多久，有大字报贴出来，说赵启泰是“台湾特务”。被限令在48小时内从虎园路的大宅子里搬出，至于一大家子二三十人何去何从，没有答案。几个小家庭或投奔亲友或寻找临时住处，四散而居。

       1972年，赵启泰迁居香港，后来与数位好友合资成立了百希达公司，任董事、总经理。他不计前嫌，积极为厦门引进技术、资金而穿针引线。厦门罐头厂的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是从台湾引进的，比厦门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更早，其中牵线搭桥的人就是赵启泰。百希达公司主营土特产业务，业务分布在全国各地。赵启泰做这个生意有个奇怪的原则，双方一定要双赢，损害祖国利益的业务，哪怕利润再高也不干。

       在香港，赵启泰还做了大量接待内地赴港代表团的工作，厦门、北京、青岛等地都有，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国外的商业资讯。

       赵启泰回到厦门期间，历经大起大落，但他淡定从容。回忆往事时，他从不咒骂命运的不公。他也没有灰心丧气，哪怕在最低落的时候，他也告诉家人“祖国会好的”。他是位严厉又可亲的大哥。有次开政协会，担任厦门市政协常委的他坐在主席台上，看到台下弟弟与邻座窃语，回到家中，他批评：“开会要认真”。长兄如父，赵启霖延续了端正爱国的家风。

1961年国庆节，赵启泰（右）作为翻译，协助中国大使馆泗水临时办事处接待外宾

三哥赵启霖

       赵启霖1931年出生于印尼。他很有经商头脑，留在印尼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1960年3月，他回到厦门探望父母弟妹。8月下旬父亲病重住院，9月初病故。面对年老体弱的母亲和还在上学的弟妹，他毅然放弃在泗水的富裕生活，留在了厦门。时局的缘故，一年后，他新婚的妻子和一岁的幼儿，好不容易才回到厦门团聚。

       赵启霖被安排在厦门市侨联工作，只是普通干部，领着30元的月薪，这位曾经的富家公子没说什么，安心踏实地干起来。华侨味精厂早期使用人力提炼，他干过；华侨幼儿园、华侨托儿所、华侨中学的建设，他参与过，其中担任过华侨中学的校董；侨利面包厂、侨光电子元件厂、香港百希达公司与厦门市侨联合资的侨达方便面厂，他也是建设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百希达公司在厦门设立代表处，他担任首席代表。

       1971年，经批准，赵家在白鹤路盖了幢不大的小楼。1980年代末，落实侨房政策，虎园路的老房子得以回归赵家。赵启霖回到这座充满回忆的宅子，安度晚年。

六弟赵启安

       赵启安1941年出生于印尼。回国时，他年龄尚小，先进入了集美侨校读书，1955年8月转入厦门四中（现大同中学）。

       1958年高中要毕业了，正赶上大跃进。当时福建省正准备上马化工厂，缺化工技术人员，省教育厅决定将厦门四中改为厦门化工学校，高三年段全部转为化工机械等四个班。

       赵启安是侨生，本可以照顾转入其它普通高中，之后参加高考的。但他响应党的号召，豪情满怀，不顾父母亲的反对，还是和同学们一起读化工学校。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

       没想到，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赵启安因侨生身份被学校精简，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苦味。经自学参加高考，他于1963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外文系。这一年赵家是双喜临门，妹妹赵玉华考上了福建医学院。

       在大学里，赵启安品学兼优，担任大班班长、团支部书记，青春作伴，岁月如歌。谁也没想到，文革的到来给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带来巨变。赵家受到了极其沉重的冲击。父亲回国购买的家没了，母亲、兄弟姐妹只能投靠亲戚。在校的赵启安也因家庭出身被批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切伤透了赵家所有人的心。

       1968年，赵启安到福清一个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半。1970年，被分配到上杭县当乡村教师。直到3年之后，组织上通知他可以回到厦门大学外文系报到，赵启安却选择了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他只想躲进小楼成一统，安安静静地生活。

      期间，厦门市侨办、致公党厦门市委会都想来调用他，但厦门大学挽留他：“图书馆需要人”，赵启安服从组织安排，担任馆长助理，在故纸堆和书香间一干就是17年。

       1981年起，赵启安担任了一届市人大代表、四届市政协委员，四届市侨联委员和厦大侨联第一、二届副主席和第三届主席，作为侨界代表参政议政，同时为更多侨界人士服务。

       1981年12月，经省、市侨联和校党委的批准，厦门大学侨联成立了。成立侨联，这在全国高校中是首创。高校侨联和地方侨联有三个不同之处：工作对象是归侨教职员工；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都是兼职的，只能用业余时间开展工作；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经费。

       厦大侨联成立之初就要面对落实侨务政策的重担，主要是归侨住房、子女工作、夫妻分居等问题。秉持“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厦大侨联向有关校领导汇报，据理力争。经过几年努力，二十多位归侨的家庭问题解决了。

       赵启安在校侨联工作期间，倾尽全力，顾不上家务，利用下班时间走访归侨，将问题汇总给校统战部和校领导。有时正赶上领导在吃晚饭，只好耐心等待。老天不负有心人，赵启安的努力有了好结果，赢得了归侨们的赞扬。

       赵启安为校侨联工作，是厦大侨务工作的需要。图书馆部分领导却认为他不务正业，这种看法给他造成了很大伤害。但他不以为意，始终坚持侨联工作。

       1989年，香港百希达公司业务壮大，急需人手。年近半百的赵启安由一名高校教师投身商海，这是个大尺度的职业切换。商场如战场，赵启安一年里有十个月时间是要在全国各地跑的，忙碌充实。1996年金融风波爆发，香港百希达公司结束营业，赵启安第二次失业，他按下了职场之路的结束键。但侨界诸事，只要有需要，他都挺身而出，特别是厦大侨联的事，如郑自治、陈安妮等需要帮助，他都当做自己的事情在奔忙。

       人生海海，回首来时路，赵启安很珍惜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过伤痛，他也觉得要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相信祖国是爱护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赵家的其他成员

       赵天助的第二代中一同归国的五位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拼搏，工作出色。赵启昌在厦门七中教数学，是高级教师，教学效果深受好评。赵启益在厦门中医院、公费医疗门诊部任中医，口碑很好。赵碧华也是高级教师，先后在华侨中学、厦门六中任数学老师，学生们都喜欢她。赵玉华先后在东山县医院、漳州市医院、厦门大学抗癌中心工作，病人纷纷称赞她是好医生，移居美国后继续在研究所工作。

       赵家的儿媳们不输男儿。赵启霖的太太蒋秀燕是区政协委员。赵启昌的太太黄文颖担任了侨光电子元件厂厂长。赵启益的太太苏玛丽是厦门第一医院外科资深护士，她积极支持丈夫参加印尼泗水同学会的活动。赵启安的太太陈裕秀也是印尼归侨，曾担任中国侨联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妇联委员、厦门大学侨联主席、厦门大学外语教学部副主任，退休后还被选派赴美国担任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

       女婿们也不示弱。赵碧华的先生黄守忠从中学语文教师一直做到厦门市教委主任。赵玉华的先生朱心远是原思明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

       赵家第三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国内外的都有满意的工作，表现出色。第四代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祖国繁荣昌盛给个人带来了发展机遇，一代更比一代强。

       一个家族里出了两位政协常委，六位侨联常委，这在厦门侨界传为佳话。其中赵启霖曾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赵启安、陈裕秀曾任厦门大学侨联主席，现任名誉主席。此外，赵启泰的长子赵万春也是厦门市侨联常委，赵启霖的长子赵万青是莆田市政协委员。赵家，这个爱国、爱乡、爱家人的华侨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