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位于鹭江道的民生信局

       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通和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福建华侨出入境的主要门户和侨汇集散中心。

       厦门华侨为数众多，盖因地少土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远涉重洋。早期尚无邮政、银行，华侨欲与家人通信、寄款赡家要等到同在侨居地的亲朋好友准备启程归国时，才托其带交侨眷。一些人看到了这种迫切需求背后蕴藏的巨大商机，开始出现定期往返国内外的水客（也称客头），从厦门出发前往东南亚华侨聚居地，为华侨携带信件钱物。

       19世纪中叶，东南亚与国内之间航运不便，华侨批款主要依靠水客递送。随着侨批业务量增大，西方国家的邮政、银行相继在厦门设立，以及定期轮船的开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服务对象带有地域性色彩、收汇数额有限、往返时间长、收费较高、个人信用并不完全可靠的水客，已明显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无法满足华侨经常汇款的要求。于是，一些富裕的水客和在海外经营国际贸易的侨商，出面兼营批馆业务，以后又派人在国内组织联号。经过长期的演变，兼具金融和邮政双重职能的侨批业应运而生，业者以侨商、归侨和侨眷为主。

       侨批馆又称侨批局、批信局、银信局、汇兑庄、汇兑信局。厦门最早的侨批馆是光绪三年（1877年）永春华侨开办的黄日兴信局，名噪一时的天一信局则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厦门沦陷，闽南侨批业中心转移至鼓浪屿。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但仍有个别侨批馆透过特殊渠道收汇，因积压等问题，于抗战胜利后催生清理侨批事件。1945年9月光复后，厦门的侨批馆经历短暂恢复和发展。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八一九”币制改革，造成金融市场混乱，由于政府对侨汇实行全面管制，银行公开挂牌的外汇牌价与黑市相距甚远，有些侨批馆被迫停业，有的则转入地下经营，侨汇大幅下降，侨属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1949年10月厦门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召开侨批业座谈会、归侨侨眷座谈会、原币存款等举措，使侨批业得以恢复，并加以维持和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联合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侨批业健康发展，由中国银行进行专门管理。侨批业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在解决归侨侨眷生产生活、争取国家外汇资金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些侨居国政府对侨汇实施限制政策，加之闽南地区东南亚移民潮基本断流，侨批馆业务因此受到影响。1958年开始的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其失去作为一个独立行业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1976年，侨批业退出历史舞台。侨汇通过银行转入，侨信则通过邮政投递，原来的信汇合一变为有信无汇，与普通信件无异。

缅甸寄往厦门的侨批

       纵观侨批发展史，华侨出国人次和国内、侨居地乃至世界时局变动，直接影响侨批馆的营业生态。侨批业服务于侨批，没有侨批就没有侨批业，两者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同水客一样，侨批馆在核心理念上具有两大要素：人脉和信誉。基于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传统社会信用，是水客与侨批馆产生、发展的基础。经营侨批业的业者多与客户是同乡、亲友、熟人，血缘和地缘关系，使闽南侨乡和东南亚侨居地之间的信息流通较为顺畅，不论是良好抑或不良信用，都在个人编织而成的关系网中快速传播，这种以传统道德和集体奖惩为调节机制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作为特殊年代服务收发双方的服务业，侨批馆在海内外必须深入华侨社区和侨乡，了解华侨、侨眷分布，以合理布局营业网点，必要时还须延请当地社会人士担任经理，以应付地方势力的敲诈勒索；在服务态度上必须认真负责，服务质量上力求考虑周到，以质取胜，如此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船帮开船前，华侨都可到侨批馆寄出批款，并且很快就可以接到家中回批；侨批馆之间展开竞争，不但登门揽收批件，而且可以先垫付款项。民国时期闽南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抢劫侨批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侨批馆改用山单（即支票、汇票、信用票）支付，领取时须有保家，如若被劫可以挂失止付。此后，侨批业以地方治安不靖为由，竞相发行山票解付、套取侨汇，从事投机生意。民国九年（1920 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因滥发山票而倒闭或改组的侨批馆，至少在24家以上，给华侨、侨眷带来巨大损失，一部分人因此倾家荡产。

厦门移民出洋搭乘的帆船

       侨批业务的两大部分——批信与批银决定了侨批馆必然与邮政、银行之间发生业务联系，两者并非简单的竞争与压制，而是互补与竞争共存。从侨批业与邮政、银行的关系来看，邮政曾试图扼杀侨批业，但因在基层根植的深入程度不如后者发达而流于失败；银行开始则采取合作姿态，借鉴其成熟的经营模式融入侨批经营网络并取得成功。从侨批的流转过程来看，侨批馆的地位并没有因邮政、银行的普遍设立而降低，而是努力维护讲求信用、快速安全的运营机制，最终使三方保持密切的合作。在此期间，厦门银信业同业公会扮演沟通官方与民间的桥梁角色，积极传递侨批业的声音和诉求，维护行业的利益，同时也提高了华侨寄批的积极性，促进了侨批的增长。

       侨批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具有三大功用：一是生存层面，华侨汇寄款项赡养家人，有时甚至是侨眷赖以生活的资金来源，系摆在首位的决定性因素；二是文化层面，促进语言、风俗等地方传统在母国和侨居地之间的跨区域交流，维持华侨与侨眷在精神上的紧密联系，以时间维度而言，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三是经济层面，华侨群体与家乡的内在关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延展到商贸领域，批款的变体侨汇，成为华侨反哺家乡经济社会建设、海外华侨资本投资家乡乃至国内公共事业、慈善、教育的一种形式。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侨批由侨批馆代发，批脚（送批工）上门取件，书信和款项缺一不可；侨汇需要华侨本人亲自到银行、邮局汇款，无须回批。侨汇包括侨批中的批款，侨批中部分款项也属于侨汇，如侨批中提到的用于修缮宗祠、修桥造路、宗教祭祀、年终发放慈善施舍的汇款，可能因数额较大，即以侨汇的形式寄发。

       总而言之，侨批是在邮政通信极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海外华侨与国内亲人联络音讯、汇款贴补家用的主要方式，是出国华侨与国内侨眷亲友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华侨用心血、汗水和智慧浇灌的信汇邮路。亲情是侨批文化产生的重要源泉，侨批体现了华侨情系桑梓、热爱中华的家国情怀，展示了华侨在国外艰辛创业的奋斗足迹，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同时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选自《厦门侨批》洪卜仁主编 思明区侨联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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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侨批展厅、侨批文化广场

       2019年，由厦门思明区侨联、思明区中华街道、华侨(永亨)银行共同打造的厦门市首个侨批展厅在中山路揭幕，“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的落户大大提升了中山路的文化品位，展示厦门侨乡文化特有的魅力。

       2017年，中山路入口打造了5000多平方米的侨批文化广场。侨批展厅位于侨批文化广场旁华侨银行一楼，与侨批文化广场内外呼应。侨批展厅在建成前一个月的试开放期间，得到了市民的肯定，更再次得到收藏家们的支持，陆续补充了一些稀有珍品。展馆也开发出侨批文创衍生品，供游客打卡留影。

　　展厅面积不大，共展出侨批、汇票的原件和图片百余件，其中实物原件60余件，展品纵跨近一个半世纪。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征集的展品中有不少特色和亮点，包括清朝中叶“水客”使用的信筒、批篮、批袋，最早的批——1891年，最迟的批——1988年。

　　尘封百余年的侨批虽已泛黄，但蕴藏厚实的文化内涵。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这些历经百年的跨国家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家情、亲情、乡情、国情、世情等，所述之事大到辛亥革命、日寇侵华、海外局势、新中国成立，小到宗祠祭拜、育儿养老等。

思明区侨联打造“侨批展厅”

思明区侨联打造的侨批文化广场，以“两地书跨国缘”为轴心的侨批邮路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