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忠，1937年11月16日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1955年7月回国到家乡福清，1956年到集美中学读书，1958年参加工作以工代干，历任纯碱厂车间主任、分工会主席，1997年退休。

       退休后，先后担任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文艺队队长、厦门侨联工业大厦物业主任、莲秀社区侨联小组长等职务，并连续十几年义务照顾华侨子女。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责任与热忱，郑文忠在人生的“晚霞季节”，用自己的余光余热无私回馈社会，描绘出一幅“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的画卷。

命运坎坷颠沛流离

       据郑文忠回忆，在他很小时候，母亲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那时候太小，连妈妈长什么样都记不得了。他觉得命运不济，跟父亲说：“我这么苦，你为什么要生我？”

       那时，二哥经常不在家，三哥则去了很远的地方独自谋生，郑文忠跟着父亲辗转数地，做米粉、豆腐或者面包出售，维持生计。

       在印尼的时候，因为排华，华人的房子都被烧掉了，还有人要把郑文忠等人活埋，幸而中华总会帮助了他们。那时，钱不能用，中华总会赞助他们一些东西，他们就拿去和印尼人交换吃的。

       到了13岁，父亲也去世了。埋葬完父亲以后，郑文忠深感无依无靠，没有家了，那人生的一点点希望又一次消失了。当时听说，二哥参加印尼的一个进步组织，再没有回来过；三哥受了工伤，也不知流落到哪里。他还有一个姐姐，在他还没出生时，就被送给亲戚带回祖国了。

       初入学堂开始读书的郑文忠，不得不告诉老师家里的情况，说自己想退学去找工作，等挣了钱再回国去找唯一的姐姐。可他心里是多么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啊。庆幸的是，老师了解情况后，劝他不要退学，要继续读书，还和同学一起帮他找了份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

       这样，郑文忠开始了几年上午读书、下午到大众书店看店的生活。那时的书店里有个新华室，里面全部是中国的书，如《人民画报》《人民日报》《中国少年报》等，还有《毛泽东选集》。在那里，他不仅读到了许多来自祖国的书，还看到了祖国的电影，《锦绣山河》《赵一曼》《白衣战士》和《鸡毛信》等，当时心里对于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

       郑文忠逐渐明确了穷人有共产党才能够翻身，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的思想。所有这些，都让他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他相信回祖国后就可以不再受苦。

年少回国改变人生

       知道郑文忠想要回国，叔叔和一些朋友都很支持他。他马上去当地的民政部门办理了回国手续，然后准备坐车去昂望(GOMBONG)的朋友家，再从那出发回国。当时口袋里只剩下了几块钱，结果坐的车是要回场的，大概开了1公里就把他丢在了汽车场。他当时就觉得，心已经回国了，手续也办完了，就让星星和月亮伴随自己回昂望吧，便开始徒步行走。他从下午两点走到晚上两点，三更半夜孤身一人走在山路上，心想：“蛇啊、老虎啊，你要是把我吃掉了，也好，免得我活得那么苦。”所幸一路很平安地抵达朋友家。

       那是1955年7月的一个黄昏，郑文忠在父亲的墓前跪别。第二天，他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船上好多人，他们有的挥舞着手帕告别父母，有的喊着亲友的名字说再见。但是，没有人来为郑文忠送行。郑文忠默默地抬起手臂，向着印尼的天空摆了摆手，在心里喊了声：“印尼，再见！”

       在船上的时候，他也分不清船开到哪里，每天就看到月亮和太阳不断升起落下。一个礼拜后，看到一只鸟在蓝天中飞翔，郑文忠想：是不是快到了？不久之后，船上有人喊着“祖国，祖国，祖国到了！”他心想：“我终于回来了”。

       回国后，在大家的帮助下，郑文忠进了当地的补习学校。那时因为姐姐家在乡下，他要去县城上学，只能在每周六，走12公里路回家，第二天又带上5公斤干粮和咸菜走回学校。

       同学见他这种情况，就鼓励他到厦门集美读书，说那是华侨陈嘉庚建的学校，会帮助穷人读书。于是，他就写申请送到县政府，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获批了，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告别家人踏上求学之路。一到集美，学校就给他发了新棉被和衣服，还给了助学金。

       郑文忠倍受感动，当时就想，天哪，这世界怎么对我这么好。同班同学中还有许多也是从印尼回来的，令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他把这事写信给印尼父亲的朋友，父亲的朋友也很受触动，回信说没有想到他这样的穷孩子，回祖国得到了这么多帮助，鼓励他今后要努力报效祖国。

努力工作奉献社会

       1955 年，郑文忠从集美侨校被保送入读集美中学。1958年，在集美中学被来校招工的杏林工业区纯碱厂招去当工人。此后，他一直在工厂工作，书写参加工业建设的人生轨迹。工作期间，他先后调入六个厂家（纯碱厂、尼龙厂、卤化厂、化纤厂、华纶厂、轻工业学校）。

       1958年，随着纯碱厂的开工，郑文忠被派往天津学习培训“纯碱”的生产，炼钢、造纸、玻璃的制造都缺少不了它，从中郑文忠学到不少生产知识。因为工作需要，他又被调到卤化厂工作。由于工业建设像雨后春笋般突飞猛进，不久郑文忠又调到华纶化纤公司工作，并带队到北京合成纤维厂培训。当时正逢国庆十五周年，该厂的领导对郑文忠一行说：你们是来自“炮火”下建设社会主义最前线的厦门！我们会安排你们在最近的一排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国庆十点钟，郑文忠跟着游行队伍看到伟大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觉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情十分激动。他想：是祖国培养了我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祖国我爱你”。

       后来，郑文忠又调到公司技术股工作，带队员到广州、上海、北京、靖江、常熟等地培训学徒。光阴荏苒，郑文忠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与厂同舟共济，工厂也发展得越来越好。身为一名印尼归侨，郑文忠被工厂领导重视，任命为车间主任及分工会主席，还聘用他为印尼文翻译。他为自己能为工厂奉献出一点微薄之力而开心。

       1960 年郑文忠，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各厂家分管书记和领导的考察与考验后，他终于在1976年宣誓入党。

       1997年，郑文忠退休。此后，他为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建立了文艺队，侨友们从此有了新的去处——“侨胞之家”。

热心助学回报祖国

       1998年印尼发生动乱排华，许多华人希望子女能回祖籍国读书。郑文忠觉得这是自己回报祖国、回报他人的宝贵机会，就当起了这些华人子女的“义务监护人”。没想到这一当就是13年，先后有28名印尼华人子女成为他的监护对象。

       这28个孩子都是先通过传真把基本资料发给郑文忠，再由他去办理他们的入学手续。郑文忠一个人要去帮助他们，工作量大，困难重重，但他想，再难再累也要做，需要有人站出来做这样的事，而自己正好是合适的人选。

       郑文忠帮助这28个孩子，是从1998年印尼排华开始。孩子们读书、升学，他帮忙办理相关手续。

       早年间，华人在印尼是有些受到歧视的，回到中国以后有些人也将他们看作外来人，不是很尊重。郑文忠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分配，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才有了工作。后来有很多华侨华人回来投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帮助，华侨华人的名声便更好一些。郑文忠1960年开始申请入党，组织调查了很久，1976年才审批入党，过程十分坎坷。中间他辗转了多家企业工作。当时对归侨的就业有许多限制，有的人甚至想把他们送回国外去。郑文忠深知华侨华人的不易，所以到退休的时候，有人来求助帮忙孩子读书、签证的事，他便对此十分热心。郑文忠觉得，自己从小被人看不起，印尼排华的时候差一点被活埋，是侨联救了他的命，所以侨联告诉他华人有困难的时候，他非常愿意去帮忙。除了28个孩子外，还有9位老人也接受了郑文忠的帮助。媒体也关注到此事，曾经做过报道，连印尼的记者都来采访过。

       大家都叫郑文忠“印尼通”，因为他对印尼很熟悉，也能说印尼语，跟孩子们能有比较好的沟通。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郑文忠已经退休了，工作上没有负担，去办理业务的时候也不用请假，有更多空余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写了不少信件给他。有的毕业了去菲律宾深造、去北京深造，有的孩子回印尼工作了，也有的到中国投资企业，大家都有了更好的发展。郑文忠感慨到，他最初没有父母，没有家，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家，还有了这些记挂自己的孩子们，心里觉得很安慰。

       他将这些经历写成文章，没想到投稿后还得了奖。郑文忠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就是“半桶水”，能写出文章被刊用，很不简单了。

回忆往事感慨良多

       李雪梅是郑文忠的妻子。她出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实陚牙Sibolya，1958年回到中国，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是偷跑回来的。她的父母不让她回来，当时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她初中念的那个学校，教给他们共产党的思想，李雪梅受到了鼓舞，初中毕业就偷偷跟着同学回国了。

       回国的路上，1000多人搭乘一艘很大的轮船，上面几乎都是学生。等到她回到这边，再告诉父母她到了中国，父母大哭起来，因为她再也回不去了。根据当时印尼政府的规定，像李雪梅这样回到中国以后就绝不能再到印尼去了。在十个兄弟姐妹当中，只有李雪梅一个人在中国。李雪梅的家乡是龙岩，龙岩是革命老区，父亲在出国前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

       郑文忠时常感慨，回国后所受到的待遇，跟贫苦交加的童年形成了很大反差。他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衣服，非常穷。他在化纤厂工作时受了伤，又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侨联在帮助他。

       李雪梅有时也会想，要是留在印尼，郑文忠估计还是很穷。现在的生活多好，也有养老金，生活会越来越好。

       郑文忠回忆到，回国之前，他的老师让他留在老师家里。当时他没有了家，心灰意冷，他的老师就鼓励他要继续念书。之后，老师有来中国找过他，但当时他没有在厦门，老师便回去了。此事令他深感遗憾。

       李雪梅说，现在郑文忠还有侄儿在印尼。在他这一辈里，他是年纪最大的了，哥哥比他走得更早。他两次出国去看望亲戚们，现在还有二十几个亲戚在国外，虽然没有一起生活过，小辈们还会经常打电话给他，血缘和亲情是难以割断的。自己现在的感触就是，生活不易，年轻时候要珍惜美好的时光。

参考书目：《福建侨报》2010年7月

《鹭风报》1400期2019年1月，1511期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