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硝烟甫散，陈嘉庚怀着对祖国新生的欣悦之情，对中国各城市重建规划提出了诸多畅想，并大胆预测“毅力前行——二十年后，全国城市皆有园林之胜，居民获寿康之福”，百十年后“其繁盛如纽约伦敦者，必有多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从欧美、南洋等城市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启发，为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文明建设贡献了许多独到而富有前瞻性的见解与智慧。现如今，陈嘉庚先生的家乡——“海上花园”厦门，多年蝉联“全国文明城市”桂冠，以其“高素质”“高颜值”之名享誉国际，而其熔铸于城市品格中的文明因子，亦可视作陈嘉庚先生城市文明建设理念的一种现实映射。

城市治理之道：规划、留白与管理

       陈嘉庚对城市的人居空间环境及规划布局非常重视，将其视为民族形象与国民素养的外在表现。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在9个月的时间里，他途经15省，行程4万里，每到一处，都悉心观察当地的城市风貌，并一一比较。在甘肃兰州，他看到“市内街路，既无铺石板，亦无普通石块，不过泥路而已，稍有阴雨则泥泞难行”，牛、马、骆驼等牲畜与汽车交错往来，路上尘土飞扬、污泥盈尺，感到十分失望。然而之后所经县市，除少数富庶之地，大多街面陈旧破败，秩序杂乱。更有甚者，如贵州盘县，人们衣着脏污、精神委顿，乞丐成群聚集，“秽陋不能形容”，这更令陈嘉庚惊诧、心酸，并暗自引以为耻。

       因此，当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陈嘉庚雀跃不已，他积极出谋划策，希望为祖国各地市规划重建略尽绵力。他深谙当时我国城市建设中屋宅密集、街道狭窄的弊端，借鉴欧美、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提出政府应主动预设“空间留白”，为园林绿化、文体设施及交通网络布局保留充足用地，同时对城市功能区域进行科学划分，对于“公共应用地方，如政府机关、菜市、民众教育机关、运动场、游艺场、公园等”进行“精密预计”。他思维超前、视野开阔，在当时就已注意到园林绿化对提升城市品味的作用，认为繁盛葱茏的花草林木可“令人见之悦目开怀，似有园林之胜，精神为之爽快”，长居其中，居民身心愉悦，则“健康少病，医药、迷信、保险等费终年省却不少”。

       此外，针对造成许多城市“脏乱差”现象难以根除的“病因”，如人畜混居、垃圾堆放、占道经营、乞丐聚集等，陈嘉庚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在市区明令禁止饲养家畜家禽，改为在城郊圈地设棚蓄养；对于露天经营的餐饮摊点，则统一移往室内，以确保餐饮卫生、维持良好市容；他还主张各地建设收容所以救助、感化流浪乞讨人员，“病者医治，怠惰者教以工业”，使其成为良民，“免作不卫生标本”。为使人们能够自觉参与社会治理，他将亲撰的《住屋与卫生》一书，广为印发，希望“使人明白了解，俾可服从政府，协助地方”，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目的。

细微之处见真章——车底淤泥，观瞻所系

       陈嘉庚认为，城市规划建设应“从大处着想”，但也要“从细节着手”。即使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也可以小见大，在毫末之处中窥见城市真貌。

       1940年慰劳团回国视察期间，蒋介石在重庆设宴款待陈嘉庚。餐后，蒋介石问陈嘉庚对重庆观感如何？陈嘉庚先是称赞重庆“土木大兴，交通便利，大大有蓬勃气象”，而后话锋一转，直言城中的汽车和人力车“甚不整洁”，认为这不但是“市中大众观瞻所系，且影响卫生”，希望国内效法马来亚，每日对车辆进行清洗。蒋介石对陈嘉庚的意见十分重视，当即下令整改。十几天后，陈嘉庚发现“人力车改良甚多，而汽车则仍旧”。他不满足于被“表面功夫”所敷衍，亲自检查汽车清洁状况，甚至俯身察看车下、尾翼部分，结果发现很多车辆虽然外观高大气派、光洁悦目，但在一些难以察觉的死角，“则泥土积寸厚，似乎日久绝未清洗”。他感到十分遗憾，认为这是造成车辆机件损坏、耗油增多的原因。

       除了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的建设维护，陈嘉庚也十分注重改善城市人文素养“软环境”。他以身作则，亲自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中写下“眉头警语”，劝诫员工文明用语：“隐语讥人，有伤口德；与人无损，于我何益”“待入门顾客，要如自己亲戚”“招待乡人要诚实，招待妇女要温和”，在潜移默化中使企业员工树立起“诚信、友善、敬业”的共同价值观。在他创办的集美学校，他则将文明礼仪、社会公德作为学生训育的重要内容。1929年，集美中学颁布了《中学校学生品行考察标准》，将“礼节”“整洁”“友爱”“公德”等列入“十二德目”，把“维持公共卫生”“常保持思想语言及习惯上的清洁”“尊重公共意识”等列为“最优”标准，“思想错误，言语鄙俗”“损坏公家物力”“蔑视或妨害他人的自由与安宁”等列为“最劣”标准，为学生走向社会后成为道德完善、习惯良好的文明公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行公筷公勺、倡导文明就餐

       陈嘉庚提倡文明就餐，对于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车内进食、混用餐具等陋习十分反感。1919年，在厦门大学开学式上，他在训词中专门就此对学生提出劝告。他说：“且食之一字，在我国为最大之恶根性。本年远东运动会，我国赴会会员于途中食物大嚼，为状极鄙，致为外人所笑，此诚足为吾国学生羞也”。他还讲述了自己回国途中在客车上的亲身见闻，“无论一等二等搭客均购多数食物，停车时则肮脏物狼藉盈车矣。”他痛心地说，即使在新加坡的三四等汽车，或暹罗这类最不发达国家中，也不存在这种陋习，“而吾文明古国竟至如此，又足为吾国羞矣”。陈嘉庚还提到，曾经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合作伙伴，在交洽生意时委婉表达他对于东方人就餐习惯的看法，对于“沿街食物杂陈，坐而食者，立而食者，触目皆是”的景象感到难以理解，陈嘉庚听罢“为之赧然”，羞愧不已。

       陈嘉庚对于中国传统“合餐制”下混用碗筷的习惯很不赞成，认为“共取饮食，各执匙箸，沾染口涎，复取汤菜，至筵终必经多次，该汤菜受多人匙箸之共染，已成混合口涎质”。为免不被理解，他还特意举例说明，“用一碗清水，三人各用匙箸共饮食，每人口涎或染红，或染黑，或染黄，取饮数次，尚未完之清水，必被匙箸混染多色，而非清水矣。”他强调，若同桌吃饭者患有疾病，极易互相传染，“速者如疫症时气，较易发觉，其他或绝细微，日积月累，身体康强者可抵抗无恙，否则难免受损害，设不致短促寿命，亦必阻碍健康”。为此，他希望各地卫生部门及社团领袖积极提倡分餐，推行使用公筷公勺，“只加备数件公用匙箸，不使直接沾染口涎，既适卫生，免加毫费，无论家庭会食或宴客，咸都便利”。

       陈嘉庚身体力行，在自己创办的公司、学校率先推行“分餐制”。1920年，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来到集美学校参观，他看到学生们用长筷子夹取大盘里的菜肴，再用自己的筷子进食，感到颇为意外，认为这是西方近代文明理念在中国传播的例证。他在游记《南方纪行》中专列一章“集美学校”，详细记录了这件事，并评论到“中国人一般夹菜的时候都用自己的筷子，这里一定比较注重卫生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