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汪曾祺在给好友朱德熙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办公所在地停电，他偷空回了一趟家，“一个人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读了一本妙书。吃着白果，就想起了‘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朱德熙是苏州人，与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同学。汪曾祺在信中说起苏州旧时炒白果的叫卖声，多少带着一点调侃。不过，这句吴侬软语的“香是香来糯是糯”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以至于成为苏沪一带小孩子们嘴边的童谣。

       白果是银杏的果实，可炒可烤可煮可炖，果肉软滑香糯。上世纪上半叶，在苏州、上海、扬州这些城市，经常可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炒白果的。

       朱自清在《说扬州》一文中，写茶馆门口兜揽生意的小吃时提到：“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炒得壳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读这段文字，每每觉得那又热又香的炒白果就在面前，令人食指大动。

       炒白果的生意很辛苦，他们和洋车夫们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鲁迅杂文里也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只是写得简略，一笔带过。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1934年秋发表一篇科学小品《白果树》，其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卖白果的情景：“白果担子挑来歇下，便发出镬子里炒白果的索朗朗的声音来，卖白果的人一面口中唱道：‘糯糯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白果好像鹅蛋大，一个铜板买三颗！’”

       香甜细糯的小吃，往往会深受小资女性的青睐。沪上才女张爱玲想必经常光顾炒白果的生意，买来当零食消遣，但她某次遇见的摊主竟是个孩子。“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那个画面，张爱玲忘不了；读过这篇《道路以目》的，那“香又香来糯又糯”的生疏的叫卖声也会时常在耳畔响起。

       叶圣陶从小在苏州吴县长大，他对姑苏风情了如指掌，对炒白果的叫卖声更是耳熟能详，幼时就把它当作儿歌来唱：“烫手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一个铜钱买三颗，三个铜钱买十颗。要买就来数，不买就挑过。”

       无论是扬州、上海，还是苏州的炒白果，吃在嘴里肯定都是又香又糯。可是在朱自清笔下，扬州的炒白果没有好听的叫卖，只有一片锅铲碰撞的声音。上海不乏叫卖炒白果的歌声，叶圣陶却认为不够好听。而苏州炒白果的叫卖声之所以更“有味”，首先在于声调悠扬，不徐不疾，不刚也不柔；其次是环境因素，上海街头车水马龙，人声嘈杂，而苏州小巷曲折幽深，在宁静的环境中，悠长的叫卖声才会让人息心静虑，才当得起“轻清”二字。

       汪曾祺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过两年书，他对老上海炒白果或烤白果的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它口感的“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用来形容某些文学作品的风格却比较贴切，比用滥了的“清新”之类的词语要准确得多。许多年以后，汪曾祺作为文坛前辈倾情推荐女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孕妇和牛》，同时拿自己举例：“曾有一位上海女记者说过我的文章很糯。北方人不能体会这种感觉。吴语区的人是都懂的。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吆喝：‘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汪曾祺认为铁凝的这篇小说也具有“糯”的特质，若要解释一下，即“细腻、柔软而有弹性”，但其实还是说不清楚的。若仍不能体会，什么时候到上海去买一把炒白果尝尝，一尝便知。

       写到此处，汪曾祺不无遗憾地补了一句：“不过听说上海已经没有卖‘糖炒热白果’的了。”

       “香又香来糯又糯”，秋凉时节，傍晚渐浓的暮色中，叫卖的歌声穿巷而来，夹带着炒白果微甜的焦香，飘在清冷而寂静的空中，久久不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