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大厦，维持厦大

       1922年到1925年，是陈嘉庚商业王国扩充发展的黄金时期，公司资产达叻币1200余万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此时，作为在星马华社中极具名望的企业家，陈嘉庚并未广置房产，仍然同众多子女一起住在新加坡经禧路、美雅路的两处宅子里。房屋装设极为简约，好友张国基来访时，曾感叹“全部家具与平常人家所用的无异，一点豪华的东西也看不到”。

       然而，就是这几幢平凡温馨的小洋房，却曾在厦门大学初创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1926年后，受树胶价格暴跌、日货倾销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陈嘉庚的公司数年间毫无盈利，他不得不两次出卖胶园，并向外国银行举债，以维持厦、集两校运行。1931年，陈嘉庚再次外国银行举债100余万元，而垄断资本集团向陈嘉庚提出条件：将公司改作股份有限公司，并停止维持厦、集两校经费。陈嘉庚认为“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少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因此断然拒绝。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议定公司对学校的经费支持以每月5000元为上限。

       面对两校每月高达2.2万元的经费缺额，陈嘉庚焦心如焚，他四处筹措善款，并向集通钱庄借贷，仍难以填补缺口。无奈之下，陈嘉庚将已过户给长子陈济民、次子陈厥祥的房产——经禧路42号的三幢别墅卖给华侨银行，并将款项汇回国内，充作厦大校费。而对于这一“牺牲”，陈嘉庚全不在意，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谈到这段历史时，甚至没有提及此事。1934年，陈嘉庚的企业最终收盘，但他“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美谈却永远流传了下来。

陈嘉庚为维持厦大变卖的经禧路42号别墅

“故乡规划未完成，不能先私后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决意回国定居。而他在家乡集美的旧宅——落成于1918年的“校主厝”（现陈嘉庚故居），早已在抗战期间毁于日军炮火。陈嘉庚便暂居在诚毅楼（原校董住宅），全身心投入集美学校的修复扩建工作。他坚持“先公后私”，始终不肯先修复自己的住宅，任由颓垣败壁荒草滋蔓。直到1955年，校舍全部修竣后，才由人民政府拨款，将旧宅修复。1958年，陈嘉庚迁入“新居”，在此度过晚年，直到其病重赴京治疗。

       1961年8月，陈嘉庚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对仅存的300万元资产作出分配：200万元充作集美学校建设费，50万元作为北京华侨博物院兴建费，50万元留为集美福利基金。几乎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任何财产。这位为家国尽瘁终身的老人曾有夙愿，要出资盖一所房子，作为海外亲人回归故里后相聚的所在，但始终因为“集美故乡规划未完成，不能先私后公”而未能如愿。陈嘉庚去世后，为实现其遗愿，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于1962年在陈嘉庚故居旁修建了一座“归来堂”，令海外游子的怀乡之情有所寄托。

遭日军飞机轰炸毁损的陈嘉庚故居

重修后的陈嘉庚故居

一把“淘”来的旧沙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陈嘉庚仍然坚持每天工作。他沿袭了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时的起居习惯，将卧室与办公室“合二为一”，并在内里陈设上极尽俭省：一张木床，挂有一顶发黄且补丁的蚊帐；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个倒扣的断把破瓷杯，杯上立着半根蜡烛，成为一个简易“烛台”；一个破旧的木茶几，上面放有一个盛糖的瓷盘。

       房间里，最为醒目的是两张不成对的沙发，一个是新修过的，一个是旧的。其中，那把带有平面扶手的人造革沙发，还是陈嘉庚托人专程“代购”的。据时任集友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邱方坤回忆，有一次，陈嘉庚来到上海，他到招待所拜访老人。交谈过后，陈嘉庚嘱咐他说：“我因患腰部酸痛，不能伏在书桌上久坐写字，只好坐在沙发上靠着写。但沙发椅的靠手是圆面的，摆着信纸不好写字，请你有时间看看能否买到一把靠手是平面的旧沙发椅？”他还特意叮咛：“只买一把就够，不要两把。”

       当时，陈嘉庚已经80岁高龄。他为了修建两校校舍，忙于联络国内外亲友以争取建筑资金，时常工作到深夜，又要克服腰部的病痛，备极辛劳。念及此，邱方坤不敢怠慢，几乎得空就到旧货店去“淘货”，终于在延安中路陕西路口一家旧货店发现一把人造革的、平面靠手的旧沙发椅，他如获至宝，马上照价买下来，随后办好托运寄交厦门集美学校。据说陈嘉庚对这把旧沙发很满意，因为终于他能坐在椅子上平稳地写字了。

陈嘉庚故居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