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儿子也乘巴士上班

       20世纪初，在新马华侨社会中，一辆造价不菲的私家轿车，是士绅名流们雄厚财富的象征。1918年，新加坡数十万人口中，仅有不到2000名注册车主。其中资产丰厚者，如富商林义顺、李俊源、陈若锦、林秉祥等，名下却坐拥数量轿车。当时，已在星洲商界颇负盛名的陈嘉庚，自然也购置了一辆汽车。这辆德国戴姆勒轿车性能优良，对这位兢兢业业、忙碌奔波的企业家而言无疑是一件实用便捷的代步工具。

       在工作日，陈嘉庚每天7点准时乘车前往他所经营的塗桥头熟品厂，巡视厂房、听取汇报、召开会议；中午，司机将他载往怡和轩或家中用餐，餐后随即前往里峇峇利路总行行政部处理业务；傍晚，陈嘉庚回到怡和轩俱乐部短暂休息后，与会员们商谈社会及教育事务；直至午夜，他结束一天的工作，乘车回家就寝。

       尽管贵为当年新加坡屈指可数的车主之一，陈嘉庚却从不视其为彰显身份的资本。他甚至有意避免让子女过早习惯此类事物，以免养成他们骄纵奢侈的品性。陈嘉庚五子陈国庆19岁时，曾在塗桥头熟品厂任受训经理。上班第一天，陈嘉庚不许他与自己一同乘车。他不得不从加东花园步行半里路到丹绒加东，再乘巴士前往工厂。在巴士上，工友们调侃地唤他“头家仔”，令他好生尴尬。直到半年后他彻底适应了普通工人的生活，陈嘉庚才允许司机载送他上班。这番特殊的磨砺，也令陈国庆迅速成长为其父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

1957年，陈嘉庚与庄希泉、庄明理视察海堤

黄土高坡上的2辆洋车

       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代表回国慰问抗战同胞。在重庆期间，国民政府专门指派了一辆汽车供慰劳团使用。此后几天，陈嘉庚每天率团外出工作考察。舟车劳顿之余，他还悉心留意着行程中的各种细节。他观察到，自己所乘汽车每天行驶里程不到60公里，需耗油约3加仑，而司机却每天向政府支领5加仑汽油，将近30元的“额外收入”中饱私囊。陈嘉庚对此非常生气，一向最怕“给政府添麻烦”的他一反常态，坚决要求更换司机。殊不知，新来的司机与前任做法如出一辙。陈嘉庚屡次反映无果，深知这种行为已成常态，无法改善，只好每天自掏腰包另赏司机5元“茶费”，希望司机有所收敛。他说：“用油虽多，乃政府之事，我何必干预，第花费无度，不忍坐视不言”。

       不同于重庆政府的贪墨成风，延安军民弊衣箪食的朴素作风让陈嘉庚耳目一新，共产党人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情怀更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了解到中共几位领导经常步行通勤，骑马指战，由此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后，这位节俭而慷慨的爱国华侨一下购买了两辆美国福特轿车送到延安。毛主席极为珍视这番心意，却又坚决拒绝了中央为自己配备专车的提议，并建议把车配给年纪大一点、身体弱一点的同志使用。最终，其中一辆车成为朱德总司令的作战指挥用车，另一辆则分配给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五位老同志共用。

公车只能公用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到故乡集美，着手主持厦大、集美两校校舍修复工作。据他的秘书张其华回忆，陈嘉庚每天都会持杖步行好几里路，亲自到集美学校巡视督工。尽管年事已高，他还定期从集美乘坐客轮前往厦大工地，有时甚至坐着“只容纳十多人的又小又浅的木头船”到石码砖瓦厂视察。为方便陈嘉庚工作出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决定分配给他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辆小车，他坚辞不受，直到1957年，经反复劝说，才收下了小车。

       就这样，陈嘉庚在晚年又有了自己的“专属用车”，但他却不将此视为特权。有一次，他到南安国光中学考察，车开到洪濑后，因前方道路未通，学校便雇来了一顶轿子接送，陈嘉庚说什么也不肯坐轿，坚持走了一个多钟头的路到学校。他始终认为“公车”只应用于“公务”，绝不允许亲眷“因公行私”。1958年，陈嘉庚因病住院，他的儿子从新加坡回乡探病，因多日来随侍左右，误了归期。事后，为了赶回新加坡，便打算乘这辆小车直赴广州，陈嘉庚坚决不同意，令其乘火车到鹰潭再赴广州。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总是安步当车、轻车简从的老人，在遍历故土河山之后，终于见证了家乡的山海天险化为通途。在他的倡议推动下，高集海堤、集杏海堤、鹰厦铁路先后建成通车。自此，厦门岛不再孤悬海上，纵横的交通干线如同生命动脉，为这座充满生机的滨海小城注入着源源不竭的动力。

列车驶过鹰厦铁路集美海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