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苦孤儿一心归国

       1937年，我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印尼爪哇岛，幼年丧母，13岁时父亲也去世，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当时听说二哥参加印尼的进步组织，再没有回过家；三哥受工伤，不知流落何处；还有一个姐姐，在我出生前就被送给亲戚带回祖国了。

       在中华总会救助下，我以赞助物质去和印尼人交换吃的，艰难度日。初入学堂读书的我，不得不将家事告诉老师，还向老师吐露“想退学找工作，等挣了钱再回国去找姐姐”的愿望。可我心里是多么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啊。老师劝说我继续读书，他还帮我找了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我开始了几年上午读书、下午到大众书店看店的生活。在书店，我读到了许多来自祖国的书，如《人民画报》《中国少年报》等，还有《毛泽东选集》。后来还看到了祖国的电影，像《锦绣山河》《白衣战士》和《鸡毛信》等，心里对于祖国和党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我迫切地想要回祖国。

       在一些亲友支持下，我办理了回国手续，带着空空的行囊于1955年7月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好多人挥舞着手帕告别父母，喊着亲友的名字说“再见”，唯独我没有人送行，只好仰天挥手，心里喊了声：“印尼，再见！”

       船行一星期后，我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进了当地的补习学校。那时因姐姐家在乡下，我要去县城上学，只能在每周六行走12公里路回家，次日又带上50斤干粮和咸菜走回学校。同学见状，鼓励我到厦门集美读书，说那是华侨陈嘉庚建的学校，会帮助穷人读书。经批准，我告别家人去集美。一到集美，学校就发给我新衣被和助学金。

       同班同学中还有许多印尼归侨，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我把这事写信给印尼亲友，他们很受感动，回信说没想到我这样的穷孩子，回祖国得到了这么多帮助，鼓励我要努力报效祖国。

回国时的护照照片

当起华人子女的义务监护人

       时光荏苒，1998年5月印尼又一次发生非常事件时，许多华侨华人希望子女能回祖国读书。我觉得这是自己回报祖国、回报他人的宝贵机会。当时我作为志愿者为拟来厦避难求学的10多个华侨华人家庭的20多个孩子当起了“义务监护人”。这一当就是13年，先后有28名印尼华侨子女成为我的监护对象。

       这28个孩子都是先通过传真把基本资料发给我，再由我去办理他们的入学手续。除28个孩子外，还有9位老人。我自幼遭歧视，在印尼非常时期差一点丧命。是侨联救了我的命，告诫我“华人有难时，要帮助他们。”我非常愿意去帮忙。

       因为我对印尼很熟悉，也能说印尼本地话，跟孩子们有比较好的沟通，人称我是“印尼通”；时年我已退休，没有工作负担，有更多空余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我就把帮助28个孩子办理读书、升学手续的经历，以及孩子们长大后写给我的感恩信件，写成文章，投稿媒体。这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我，自觉很有成就感，印尼的记者闻讯也找到我采访这些事，扩大了影响面。

       1997年我退休后，在印联会文艺队任负责人，承接思明区侨联委托，协助接待华人子女来厦门读书，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形势的需要。对此，曾有同志好心地劝我：“当孩子的监护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让我深刻地思考并追问自己：能挑得起这份责任吗？我回想自己年少时在印尼的艰难经历，对当时印尼华侨华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因而很想帮助他们。特别是多年受到党的教育培养，我已是光荣的中共党员，我告诫自己：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任务，党的事业高于一切！我就愉快地作为志愿者接受了当孩子们监护人的任务。

       华侨华人都有火热的中国心，虽身在异国他乡，他们的根子还是在中国。此时此刻正需要得到帮助，我应该给他们的孩子以亲情的关爱，让孩子快乐成长，让父母放心满意。“未请自来”的家长带孩子来读书，住在哪个区就在哪个区的学校插班读书，涉及到外事、侨务、教育、公安等部门，厦门市公安局为此发函给侨联提供方便。十多年来，有这份文件的庇护，我为6家华人的20多个孩子到公证处办理读书寄养公证，担当起这些孩子来厦门读书的监护人。

       在厦门，除国家批准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子弟招生的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外，其它学校要接受外籍学生就读，必须按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规定办理“涉外企业（机构）备案登记”。为了孩子们的读书，我自找苦吃地协助火炬学校、莲花中学、商业旅游学校、厦门三中、康桥中学、松柏中学等六所学校办理登记，并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确认。

       这些孩子出生在印尼，只会讲印尼语，写印尼文，来厦门读书学习华文很吃力，我不时担忧：“孩子们在学校能听懂多少老师讲的课？”因此我请了六个家庭老师专门为他们补习华语。

       每年都得为这二十几个孩子办理住宿登记，到市侨联办申请签证批文，到出入境管理处办理签证延期申请，学校放假又要替他们购买机票，往返接送。有时候暑假，我会组织夏令营，带孩子们外出参观，体验厦门的建设成就。学校通知开家长会，可他们的父母远在千里之外，我就代替学生父母参加家长会。有时几所学校接连开会，如外国语学校通知下午开会，松柏中学通知晚上开会，我开完家长会回到家都很晚了。我还要为他们交每学期的学费、每月的住宿管理费、电费、电话费、水费、煤气费等。所以常有收费的人遇到我觉得奇怪，好奇我在为谁操心、为谁奔忙。

       孩子们来自异国他乡，他们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送来厦门读书，孩子们也会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有时还会感到孤独和寂寞，渴望有父母来陪伴。有一户人家半夜发来传真说：“这几天华社有难闹避风，万一有何不测，代我多关照这5个孩子，并请别把这不愉快的消息告诉孩子们。”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受我监护关照十多年的20多个华侨华人孩子，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上大学，有的已工作、成家。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写了不少信件给我。有的回来投资企业，回报社会，有的毕业了去菲律宾、北京深造，大家都有了更好的发展。其中多位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就读4年后，学业有成，回印尼创业有功。

收到参加毕业典礼家长会的邀请函

与受监护的华侨大学印尼华人学生合影

       我自幼双亲早亡，无依无靠，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家，还有了这些记挂我的孩子们，心里觉得很知足安慰。

       监护20多个华侨华人子女来厦门读书的工作，压力和难度很大，我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一个个化解。与此同时，我还要关照十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和2户70多岁的生意人，天天牵挂着他们。

       我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父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子女来关照。风里来雨里去，有病就带他们前往医院求医治病，他们在厦门度过了平安和谐的十多个春秋。

       如今，总共有450多位印尼学生在厦门读书，一组在厦门大学，另一组在华侨大学，已共同成立“中国厦门印尼学生联合会”，每年都为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元旦联欢会奉献不少精彩文艺节目。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