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归侨的一生，心中永远烙印着 “爱国”这一崇高信仰。

       18岁，我走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

       81岁，我高举五星红旗，反对港独，走在香港的大街上；

       坚持爱国的崇高信仰，直到走完一个爱国归侨的一生，我都将无怨无悔。

       我1935年5月18日生于海南文昌。儿时随父移居新加坡，中学就读新加坡著名的、由琼籍侨领创办的育英中学。

       1949年，新中国即将于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成立的消息传来，新加坡育英中学校园一片轰动。

       “新中国成立啦！”“中国人民站起来啦！”同学们激情澎湃，奔走相告。操场上，人们敲锣打鼓，扭起秧歌，一片欢腾。

       在学校办公室。老师和同学们围着校长王昌稚辩论，要求新中国成立日，一定要升五星红旗和挂毛泽东主席像。校长不肯，怕出事，大家据理力争，最后校长说“我不管了，你们谁做，谁负责！”说完转身走了。

       于是，爱国的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了。五星红旗，是由初二年级同学汪佩珍，和二姐佩云、四妹佩琴三姐妹连夜通霄赶绣出来的。学校正门大旗杆是初三年级陈兆祥、何业船等同学树起来的，并把五星红旗升上去。新加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在一群华侨青少年的手中升起来了！国旗在蓝天映衬下迎风飘扬，全校学生热血沸腾。

       学校大礼堂里，挂起五星红旗，挂起毛泽东主席像。歌咏队在队长陈永春同学指挥下，高唱国歌。大家兴高彩烈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英帝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殖民地，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第一次挂起毛泽东主席像，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1950年冬，我和表兄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到了海南海口，看到岸上的五星红旗，我激动地高声欢呼：“祖国，我回来啦！”

       不久，我考入广州石牌“南方大学”，校长是叶钊英。从学校又被保送到空军、北京南苑机场、第六航空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空军，任米格战机机械师。1952参加抗美援朝作战，那年，我18岁。

       1958年，我转业到杭州半山重型机械厂技术处任技术员。后调到杭州汽车制造厂四金工车间任技术员。生产“钱塘江牌”汽车。在历经“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多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1975年冬，我被批准出国探亲，后留居香港至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正好60岁。我见证了湾仔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回归仪式的全过程。那天，我和香港民众一道，亲眼看到香港特区区旗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刻，我的脑海中忆起1949年10月1日在新加坡育英中学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情景，无比激动。这些场景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香港回归后，我和广大归侨一起，积极投入到维护香港的安定繁荣战斗中。上街游行，反对“占中”，高举五星红旗，反对“港独”。我们小组十多人，在中环地铁站口、电车站口、天桥路口，派发“守护中环”传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从早上九点钟到晚上七点钟，发出约2万多份传单。当时《文汇报》记者到现场采访，给我拍了一张相片。这一年，我81岁。

       如今我83岁了，个人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很多，唯一不变的就是永生爱国的信仰。

       作为一名普通归侨，我没有十分传奇或显赫的业绩，但是我心中对祖国充满眷恋，国旗是祖国的神圣标志，我为她感到自豪与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