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胜（1897-1969），祖籍福建海澄县鳌冠村（今属厦门市海沧区），新加坡华人科学家，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抗日战争时期，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毅然投笔从戎，从单纯的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者转变为军医领导者，带领年轻的中国救护人员奔赴最前线，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父亲林文庆（1869-1957）是医学家、教育家、星马华人橡胶业和金融业先驱，1921-1937 年任厦门大学校长。母亲黄端琼（1876-1905），马来亚诗巫侨领黄乃裳长女。

       林可胜幼年赴英，1913 年，克绍箕裘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1923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美国生理学会会员，在国际生理学界屡有创获，渐享盛誉。他是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1935-1937 年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执行院长职务；任中国生理学会首届会长，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并使其成为国际生理学界重要期刊；1928 年，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1933 年1 月1 日长城抗战爆发，林可胜担任华北救护委员会常务委员，带领协和军医官救护训练队，组织12 支移动医疗队和小型后勤服务，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处进行战地救护。1937 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础薄弱的中国医疗救护体系濒临瓦解，整合医疗救护力量、具备流动救护能力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应运而生。拥有海外背景、具备良好医学素养和出色组织能力、具有较高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林可胜，担起了领导这支队伍、承担战地医疗救援的重任。他兼程归国，从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战地医疗救护生涯。

奉召擎旗 担当重任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1938 年春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林可胜担任临时救护委员会代理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本着“精干、高效、灵活、分散”的原则，林可胜将救护队员分成若干流动医疗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独立作业。救护总队从最开始的37 支救护队、队员699 人，至1942 年发展到150支救护队、队员3420人，遍布全国主要战区。

       在条件苛刻、物资匮乏的环境中，贵阳图云关总部在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人员共同努力下，建设成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吨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区，昼夜不停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抢救伤员。

       林可胜以“救死扶伤、博爱恤兵”为宗旨，订立8 项救护信条。救护队员置生死于度外，立下誓言：“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

       1938 年5月，林可胜在湖南长沙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弥补战地救护和防疫人员缺口。1939 年，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随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图云关，由“班”改“所”，历经5 次改组，先后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等地开设分所。卫训所和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构成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中心，训练人员达2 万余人，不仅满足战时需求，亦为战后卫生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林可胜责成专家编写战时教学规程，教材出版后分发到图云关总所及各分所、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单位，达到医疗、防疫和救护的统一。抗战爆发后，传染病的流行愈加严重，许多伤兵死于疫病。因此，林可胜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协助完善战时卫生防疫体系，促进基层公共卫生现代化，有力维持并增强抗战力量。救护总队还设立伤兵营养特别经费，得到新生活运动妇女部、“伤兵之友社”、北美和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支持，筹募到额外营养费以及被褥、衣服、牛奶、奶粉、鱼肝油等急需品。

       为挽救更多士兵的生命，林可胜向美国医药助华会提议在中国建立血库。1943 年6 月，中国血库在美国纽约成立，试运行 5个月内采血1157 份，制成57 瓶冻干血浆运回中国，专为抗战将士输血。

       1938-1945年，救护总队总计救治超过2200万人次。其中外科实施手术11.98万次，骨折复位3.55万人次，敷伤878.47 万人次；内科住院214.29万人次，门诊军人248.16万人次，门诊平民200.29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人次；Ｘ光检查5.84万人次，灭虱79.21万人次，检验22.65万人次，补充特别营养93.48 万人次。

秉持人道 胸怀大义

       林可胜秉持人道主义，坚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救治官兵的同时不忘兼济四方百姓，参与难民救济和平民卫生防疫；坚守国际精神，亲率医疗队，支援盟军作战，提供域外救护保障。

       林可胜先后派遣20 余支医疗队赴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助，适时调拨经费、药品、器械，任用和保护进步青年、国际左翼医生。1938 年，在林可胜的协助下，白求恩率领美国-加拿大援华医疗队，从汉口辗转前往晋察冀前线。除了在前线救护伤兵、在后方运送物资，救护总队也在沿途救助难民，搭建避难所，提供义诊，分发药品、食物、衣物及救济款。

       1942 年，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滇缅公路面临被日军封堵的危险，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军队支援缅甸境内的英美盟军作战，林可胜受命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医药总监，因表现出色，多次获英、美政府授勋。

大爱无疆 情谊无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战场伤亡惨重，面临物资缺乏、医疗设备落后的困境。为解决药品、器械、资金不足等问题，林可胜吁请国际援助，以其声望获得国际社会及海内外华侨华人的踊跃呼应。1938-1942 年，林可胜募款达6600 万美元，而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元。1938 年起救护总队陆续收到捐款，主要的资助来自欧美红十字会和海外华侨华人，林可胜每年定期携带工作成果赴美报告。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海外华侨华人同仇敌忾、广泛动员，为抗战救护筹募资金，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

       1938 年1 月24 日，由旅美华侨许肇堆、魏菊峰、赵不凡倡议发起的美国医药助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简称ABMAC）在纽约成立，为中国军队和民众募捐并提供医疗救助。该会定期刊印公报，介绍国内抗战形势和工作情况。抗战后期，美国医药助华会资助大批中国医护人员赴美学习。他们归国后成为中国医学的先驱者和权威，为战后的中国医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考察，8 月行至贵阳，与林可胜、周寿恺会面，对林可胜的工作极其赞许，决定参与捐助。返回新加坡后，陈嘉庚即刻以南侨总会名义汇款21万元，并筹谋其余捐助事宜。

       至1939年底，救护总队运输队188 辆车中有150辆为各方捐献，其中大部分为华侨华人筹措。

       由于运输强度日增，亟需汽车驾驶员和修车机械员。在陈嘉庚的号召下，1939 年3200多名南洋华侨华人踊跃应募回国，冒着枪林弹雨抢运战略物资，参加救护。

       1938年，美国医药助华会联合其它旅美华侨团体发起“一碗饭运动”，即每人用“一碗饭”的费用，捐赠购买药品和医疗设备。该运动迅速席卷美国各地，并扩展到英国、加拿大、南美洲等地，掀起援华募捐风潮。在“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邝炳舜的领导下，旧金山各界人士以游行演艺、“一碗饭”捐、劝售纪念章捐、上街义演、时装表演多种形式开展募捐运动，收益用于支持和装备救护总队卫训所分校及骨科医院。

       1940年，作家赛珍珠发起“希望之书”运动，侨界纷纷响应，募集近10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和药品。旧金山唐人街举办“中国战区难民惨状展览”和“中国抗战战绩展览”，鼓励各族裔声援中国抗战。1940 年11月1日，纽约举行“一碗饭”餐宴，华人影星黄柳霜着金色“锦鸡”旗袍出席活动。她曾多次参与美国各地的“一碗饭运动”，为祖国难胞呼吁。

       许许多多国际友好人士怀抱人道主义理想和反法西斯信念，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结下深厚情谊。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支由欧洲各国白衣战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也不远万里来到图云关。这些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志愿者被称为“西班牙医生”，他们加入救护总队，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直到抗战胜利。

精神感召 团结抗战

       在抗战爆发之初，林可胜医学界的同僚、同事和学生，就参与到他组织的各项救护活动当中。全面抗战爆发后，职业理念与爱国情怀令他们凝聚在一起，前仆后继，投身战场。他们筚路蓝缕，不畏艰险，在不同领域各显其才，报效国家。

       林可胜的人格魅力和赤诚的爱国情怀，感召了一大批中国医学界精英，共同为战地救护和中国近现代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抗战时期，由于医护人才的匮乏、公共卫生体系及其教育体制的落后，林可胜等医界精英向中央政府建议设立培训机构和专业学校，以正规教育培养各层次的医护人才。这批学员通过不断的培训学习、演练实战，成长为抗战时期前线后方救助工作的中坚力量。

       1937年9月，在林可胜倡议下，以“培植公医人才，倡行公医制度，增进民族健康”为办学宗旨的国立中正医学院在南昌成立。首任校长由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担任。1937—1945年间，中正医学院迁徙于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师生们在恶劣艰苦环境和简陋的条件下教学求学，艰苦卓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发展战后军医教育，林可胜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贵州安顺军医学校为基础，在上海江湾组建国防医学院。

英名永志 浩气长存

       以林可胜为代表的中外医护人员在抗战时期挺身而出，为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战争中为正义、为和平、为保土和民族尊严而奉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缅怀英烈，珍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心声。

       在战场上殚精竭虑的林可胜，因支持国共联合抗日，屡遭构陷。1942年和1943年，林可胜被迫先后辞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职务。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官场的人事倾轧，他深感宏图难展，1948年末奉命迁台，后不久辞职，移居美国继续从事医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1945年起，林可胜先后任军医署署长、海军军医处处长、国防医学院院长，全票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并受教育部委托，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9年7月，林可胜返新加坡后赴美执教。晚年潜心投入痛觉生理学与药理学的研究，再次活跃于国际生理学界。1955年，林可胜正式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69年，林可胜病故于牙买加。

参考资料：华侨博物院专题展览《烽火仁心——林可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