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出生。当时战局动乱，社会不宁，物资匮乏，是民不聊生的时代。我在华侨社会共济帮助下，有幸在“广仁”、“巴中”两所爱国名校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中小学的学业，也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等职务，这使我在学识和社会工作能力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些自称“海外孤儿”的华侨，强烈地感受到祖国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为她奋斗终身的地方。青年人都梦想能投入母亲的怀抱。我在巴中留校教书才一年多，当地反华排华的恶流已开始涌动，印尼政府改华文教育为印尼文教育，许多不会讲印尼文的老教师将面临失业。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派员来到“巴中”动员年轻教师回国升学，以免“争老教师饭碗”。1958年3月，我拿了领事馆赠送的三等舱船票，乘“芝万宜”号巨轮启程回国，经香港进深圳罗湖口岸，回到祖国母亲怀抱，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度过多雨的春季，8月考上厦门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当时是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又遇特大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对台斗争等，我的大学生活是在炮战、饥饿和学习秩序动乱情况下度过的。在最紧张的对台炮战中，厦门面临第一线，我们就常去农村边劳动边学习。当时有的侨生动摇了，我虽也感到困惑，但经历过苦难的童年，身怀对祖国的热爱，我还是坚定地紧拥母亲，克服种种困难，全身心投入学习，在学校汲取知识，使自己在专业、外文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学习工作，建立家庭，培养子女。祖国母亲把我从一个海外孤儿培养成一位对国家有贡献的科研人材。

鉴定海洋生物

参加全国八届政协会议

       在三十多年工作中，我一直在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省水产研究所是属于生产性的研究机构，其课题大部分是指令性的，由中央水产部、省水产厅下达。福建面临台湾海峡，辽阔的海域就是大实验室。为取得第一手资料，出海更是我们科室的家常便饭。虽然我们有正规的调查船“闽锋号”，但因对台关系紧张，目标太大，有风险。到一定的海域我们就改乘渔民捕鱼船，船小腥味重，晕船呕吐是免不了，我和同事们一起不管风急浪大、瓢泼大雨或白天夜晚，都要做好各站点的工作，采集水样、浮游生物及各种渔获物的生物学测定。每出海一次都要掉几斤肉。上岸后再进行样品的分析，参照有关资料，及时写出调查报告。比较大的项目还要和水产院校如厦门大学海洋系，协同完成，共出成果。

       我当时正当壮年，由于热爱海洋事业，虽然工作繁重也坚持博览群书，钻研业务与同行交流，参加全国、全省学术研讨会，并参加了全国、本省的有关专著的编写，《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福建鱼类志》等。20多年来得到科研奖项共15项，其中国家级、部级奖项4项，省级奖项6项。

       由于我在工作中有点成绩，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并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和高级人才生活津贴。在政治上也得到高度重视，任八、九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八、九两届厦门市政协常委，多次评上侨界先进工作者。单位也委任我研究室主任、省水产资源调查队副队长、省水产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还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1958年至今，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度过了61年，我个人的成长及取得的一些成绩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培养。我已经85岁高龄了，过着安详的晚年生活，逢年过节或有病住院，都得到各级领导拜访慰问，使我倍感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我这一辈子都在祖国关怀下堂堂正正做人，为祖国献出青春和力量，我可以自豪地说：祖国母亲，我是您的好儿女，永远热爱您，永远忠于您!

（厦门巴中校友会供稿）

朱耀光夫妇